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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电影艺术家陶金，从1916年诞生到1986年早逝（用“早逝”这个词，是因为我希望他能更长寿），在70年的生命途程中，他有50多年生活、学习、奋 斗在戏剧和电影的艺术海洋里，并结出了累累硕果，创造出众多闪耀着艺术光芒的人物形象，给广大观众留下难忘的记忆。无论是他早期随中国旅行剧团在北平、天 津、南京、上海等地演出《雷雨》、《日出》、《茶花女》、《复活》等中外著名话剧，或初涉影坛时拍摄的《黄浦江边》、《女同学》，或抗日期间在中国电影制 片厂拍摄的《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还我故乡》，或抗战胜利后在上海昆仑影业公司与白杨一起主演的由著名电影界前辈史东山编导的《八千里路云和 月》和蔡楚生、郑君里编导的《一江春水向东流》等经典大片，或1948年到香港后，在永华电影公司主演的《国魂》、《山河泪》、《火葬》、《海誓》等名 片，还是解放后回到上海在上影厂拍摄的故事片《斩断魔爪》、《宋景诗》和当导演后拍摄的戏曲片《十五贯》、故事片《护士日记》，以及随后到了广州，在珠影 厂导演的戏曲片《齐王求将》、故事片《斗鲨》，等等，这一系列陶金参与主演或导演的作品，都是广大观众欢迎和熟悉的。其中特别是中国电影里程碑式的杰作 《一江春水向东流》，不仅在国内广为人知，有口皆碑，就是在国外也受到热烈欢迎。如1981年美国在旧金山举办国际电影节时，举办了中国电影回顾展，当时 陶金参加了中国电影代表团前去参观和与观众见面，引起热烈反响，受到美国同行和文化界人士的好评，向陶金表示热烈的祝贺。
但在这篇“访谈忆旧”里，我不打算更多地忆述陶金的艺术成就，而只想把我过去与他交往中对他在银幕以外的为人处事留下的印象，介绍一些给读者。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曾多次访问过陶金。一次是广东省召开第二次文学艺术界代表大会，贯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讲话的精神时，陶金作 为电影界的代表参加了大会，我当时以记者身份对大会进行采访，并重点采访了陶金的近况。胡耀邦的讲话中说到，文艺界今后一定要真正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的方针，各种文艺创作题材都要多种多样，纵横数万里，上下几千年，只要对人民有好处，什么题材都可以表现，并庄严宣布今后再也不能因作品问题把作家、艺术 家打成反革命。我当时请陶金谈谈听了胡耀邦的讲话有什么感受？陶金显得十分激动，他沉思了一下，无限感慨地说：解放初期，我从香港回到内地，希望能为祖国 的社会主义文艺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但回来以后，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一次比一次“左”，使我的思想无法解放，特别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更把我们这些知 识分子打成“臭老九”，扣上“反动权威”、“黑线人物”等大帽子，进行无休止的批判、斗争，那时我真是伤心透了。后来又把我们下放到英德县茶山，要我们劳 动改造一辈子，要老在茶山、死在茶山、葬在茶山。在劳动之余，我常常向着大山发问：这是为什么？我本来要把自己的力量献给祖国，为繁荣祖国的电影事业服 务，但现在祖国不要我了，我感到前途茫茫了……
熟悉电影界的人都了解，陶金是一个很敬业的人，对电影艺术无比痴情，孜孜不倦地勤奋追求，他过去虽已演过、导过几十部电影，但从未感到满足，而是不断进取、 探索创新，简直把电影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然而在文革的十年浩劫中，他的艺术生命突然停止了。除了经受迫害、批判的痛苦外，在事业上留下的是一片空白。因 此，他学习了胡耀邦的讲话后，精神无比振奋，誓言要急起直追，把被文革耽误的十年光阴夺回来，要与电影界一起拍出更多更好的影片献给观众，还要让中国电影 真正能立足于世界电影之林。在这次采访中，陶金还向我透露了他正在着手把郭沫若的著名历史剧作《棠棣之花》改编拍电影。他还表示，多年来他的主要精力是搞 导演工作，但只要有机会，他还要继续当演员。他说，不久前在北京见到白杨时，白杨曾希望能再次与他合演新的影片，他也欣然答应，只要有适合的剧本，他们将 会再度携手登坛。
我随后在报纸上报道了陶金在文革后祖国大发展的新时期发出的这些无限喜悦和奋发图强的心声。许多电影界同行和读者、观众都受到了他的鼓舞。
此后几年间，由于我在花城出版社艺术编辑室工作时，办了个电影电视杂志《影视世界》，又曾多次访问过陶金，有时是向他约稿，有时是请他为我们办好刊物出些点 子，还有许多次是日常生活的接触，到1986年9月他逝世前，我们之间的来往可以说是比较密切的，以致他竟称我为“老朋友”了。其实，他是比我大整整一个 辈份的人，我最初只能算是他的一个影迷，因为我还在读中学时，就看过他主演的曾在国内外影坛引起轰动的《八千里路云和月》、《一江春水向东流》等名作，那 时我十分欣赏他的表演艺术。我们后来能成为朋友，说明他交友的广泛、为人的厚道，作风的谦和。在日常的接触中，有时是他约我谈心，有时是他向我推荐别人的 稿件，有时是把他认为写得好的书（如巴金在香港出版的《随感录》）借给我看，还曾请我在他家里吃饭，使我进一步认识他的融洽幸福的电影之家的成员：夫人章 曼苹（老电影演员）、女儿陶白莉（电影演员）、女婿陈健（电影编剧），他的儿子 陶令昌，当时正在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当副导演。陶金总是表现得那样平等、热情、和蔼、谦逊。
在与陶金的交往中，作为一个记者，我有两桩事情感到十分遗憾，这就是我对他作过两次没有完成的采访，有许多关于她的事迹未能及时报道出来。
第一件是在1985年春天，我听说陶金创作了一个新的、取名《东方一枝花》的电影剧本，是描写一个女歌舞演员解放前后的生活遭遇的，很有特色。于是我跑到他 家里进行采访。他详细地把剧本的故事梗概向我作了介绍，并表示还将自任导演。但说，这些都还没有最后定下来，还要征求东方歌舞团领导的意见，因为该片是打 算以东方歌舞团为背景的，需要他们协助的，片中歌舞成分很重，而且还要物色到合适的演员才行。当时我问他可否先就影片的筹备情况在报刊上作一次介绍。他主 张慢一点，因为主角还未找到，待正式开拍再说吧。接着，陶金又向我叙述了他筹拍另一部描写美国著名记者斯诺的故事片《无冕之王》的情况。原来，一年前，美 国著名演员道格拉斯来华访问，曾会见陶金。道格拉斯希望将来与陶金合作拍一部表现中国人民的好朋友斯诺的故事片，并且由他和他的儿子来扮演晚年和青年时代 的斯诺。陶金对此也欣然应允。不久，新华社河北分社有两名记者写了一个反映斯诺事迹的电影剧本，他们听说陶金有导演一部斯诺影片的打算，便把剧本寄给了 他。陶金看了剧本很高兴，把作者请到珠影厂来进行修改，突出了斯诺作为一位国际新闻记者的特点和他通过采访了解到中国革命的实情，逐渐产生了热爱中国、成 为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的感情变化。当时我又问陶金，关于这部影片的筹拍情况可否先向读者介绍？他又表示暂缓。因为这是一部国际合拍片，还有很多准备工作未 做好，待真正开拍时再说吧。陶金谦虚谨慎、不图虚名，表现出一个成熟的艺术家的风范，于此可见一斑。但这么一来，我这次采访他所谈的两部电影都不能报道 了。
第二件事是1985年冬，花城出版社计划出版一套艺术家传记丛书，其中陶金被列入选题，而且打算由我来落实这本书。于是，我又一次去到陶金家里。谈起这事， 他很兴奋，表示乐意支持。同时，他还表示愿意与我合作，由他提供详细资料，我来执笔写作，并计划给我谈半个月的时间。我虽然考虑到自己的能力有限，不一定 能为这位有着丰富生活经历和杰出艺术成就的电影艺术家写好传记，但出于对他的爱戴和有着多年的交情，我也壮着胆子答应下来了。我把主要希望寄托在他本人的 回忆谈话上面，并打算找他的亲人和朋友补充采访，同时翻阅大量的历史资料。当时，我们已拟好了计划，准备开始工作。可是不久，由于他有一个临时的拍片任务 和写作任务，决定要把写传记的时间推迟到1986年下半年。于是，我这次对他进行大型采访的计划又没有完成。
到了1986年初，陶金刚从北京开会回来，即说患了“感冒”，后来发展为“肺炎”，他那浑厚洪亮的嗓音变得沙哑了，最后竟然证实得了不治之症——肺癌，从此一病不起，终于在这年的9月28日离开了他的亲人和所有的朋友……
我感到特别的遗憾，在陶金逝世前这段日子里，我对他所作的几次采访，都没有完成，没有结果。陶金也是带着他太多的遗憾，太多的没有完成的拍片计划离开的，听说除了我在上面谈的拍片计划外，他还曾考虑把三元里抗英的事迹和美籍华人陈香梅的传奇人生搬上银幕，但这些都不可能实现了。他确实是壮志未酬就走了，而我继续采访他的计划也不可能实现了。不过，就我自己来说，倒是从与陶金的接触中，学到了不少东西，特别是他那耿直的性格、博大的胸怀、谦虚谨慎的态度和不知 疲倦的忘我创造精神，给了我很大的启示。我特别记得他向我介绍《东方一枝花》和《无冕之王》的情况时，我有感于他年已古稀，还那样孜孜不倦地埋头工作，真 正体现了“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境界，不禁脱口赞了他一句：“你年纪这么大了，还有这样不断进取的工作精神，真是难得！”陶金朗声 笑道：“年纪越大越要珍惜时间啊，我现在就是要多干点活啊！”如今，陶金离开我们已经26年了，但他的美好形象和感人话语，还不时萦绕在我的脑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