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
为了看出这一点，本文所提供的最后案例是欧阳昱的《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The 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
这首三千行的英文长诗至少在命题上，令人联想到佛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根据福山的论著，西方所实现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已成为全球认同的目标，在这方面已没有根本性的矛盾需要解决，因此人类趋于进步的历史已经或正在达到终结。欧阳昱认识到，正是这种西方对全球历史投射的“进步”影响构成了他诗中的主人公所属的一群中国人离弃家园、向西方移民的心理动因，也造成了他们人格的全面破碎和持续的精神疾患：
我是一个来自亚洲的病人
无名地生活在二十世纪最后的日子里
在一个对我的病一筹莫展的国家里
它只会说：你期望我们医生做什么呢
我们不是神
你来看病我们不能允诺你会好一点
对此没有更多的办法
没有药没有偏方没有特效疗法除非也许是钱
你所做的只是等待
直到它自行痊愈
我是一个来自亚洲的病人
我一直生病自从他们斩断了我祖先的根
－－用从西方引进的
一场又一场的革命
那在我们的语汇中意味着送命（1—此为英文原诗页码，下同）
这种包含谐谑的陈述奠定了全诗亦庄亦谐的调子。但它不能掩饰这一点，即这个“中国诗人”不能坦然地把他“故意挤对西方”（tried to hustle the West[i]）并且成功地在西方居留下来的结局看作是他的新生，虽然有时这让人产生某种解脱之感：
我唱这支歌
闭着眼
仿佛我已死去
回到我的前生
活在另一个星球
重访多个世纪的长河
看着月亮在河流的中天
静止于运行
哪管什么运动和革命（23-24）
相反，他更多地感到的死亡具有尖锐的痛苦和焦虑的性质：
某一天
在我丑陋的脸上我看见
一只垂死的动物
一只我见所未见的动物 (24)
……
我们是搁浅在西方海岸上的鲸鱼
我们是寻找另一个世界的鲸鱼
我们是不能在在他们的极度丑陋中生长的鲸鱼
我们是内在空虚的鲸鱼
我们是被驱回大海的鲸鱼
我们是生而带有安乐死的集体无意识的鲸鱼 (79)
“死亡”正是这首长诗最常出现的意象，可以说，就是它的关键词。它在这里又变成了鲸鱼扑岸自杀的群象。“生而带有安乐死的集体无意识”暗示了这个种族在当代世界不顾一切的发展欲求背后那种类似弗洛伊德所说的“死亡冲动”。最后一行通过we are whales (我们是鲸鱼)几个词故意不加空格的连续重复，构成了英语音节连读的奇特效果，生动地模拟了鲸鱼在水中翻动呼号、垂死挣扎的状态。在这里，对“海洋文化”的自由追求变成了“被驱回大海”的搁浅与“悬置”。
通过诸如此类艺术意象的一再呈现，欧阳昱终于把他的“诗人”所经历的死亡定义为一个横跨中国和澳大利亚的普遍历史过程的内在取向，或者说，它是迫使中国人走向这个世界的历史运动的普遍性质，为此他把中国和澳大利亚的发展阶段作了如下的时态比较：
中国 澳大利亚
发展中的 发达了的
活着的 活过的
希望着的 希望过的
垂死的 死去的 （32）
出现在诗中的这个列表，显然对影响新华人从中国和澳大利亚移民历程的“进步”观念作了不动声色的嘲弄。但是，如果读者认为，欧阳昱笔下的“诗人”是在否弃澳大利亚的或西方社会的生活，那也是一种危险的误读。事实上，这个“诗人”的真正悲哀在于失去了任何可供选择的意义前景，失去了任何精神价值的确定性，也因此包括失去了可以否弃澳大利亚的或西方生活方式的有效理由。这个“诗人”没有否定一种意义不明的生活也仍然是一种可能的生活（甚至是当代的人们必须面对的生活），在其中他可以获得“自由”，并“不死地生活在一种死亡中”（to be deathless while living a death－29）。
这就是欧阳昱的“中国诗人”。在一个个片段的场景中，他骄傲、自卑、激昂、沮丧、愤恨、幽默、反叛、退守，自我庆幸又自我哀怜，回顾和展望都惟余茫茫。区别于传统的华人移民，欧阳昱笔下的“诗人”意识到他没有任何退路。移民的经验，对他来说，不过是在一个早已开始“废墟化”的世界上，制造了更大的精神废墟。他不再有任何身份，只有一堆破落得不可收拾的意义碎片，他已没有“家园”，不论是地理上的，还是精神意义上的“家园”，可以作为它生存的固定注解。
在这首长诗的开头和结尾部分，都提到了一位杀妻并自杀的诗人，这唤起了著名的顾城的故事。也印证了我前面所断言的：发生在澳洲内外的自杀为新华人的死亡想象提供了连贯的感应。事实上，顾城的形象和这首长诗的“中国诗人”的身影叠印在了一起，从而使有关“中国诗人”死亡的主题变得尖锐并有了更广泛的概括意义。不过，这首诗中的“中国诗人”仍然在最后一章演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死亡版本：在西方文化界的猜疑、中伤和无知的赞美等声浪的鼓噪包围下，他高唱着自己的荒诞之歌走向生命的“荒原”，走向垂死，他的死成为西方文化界的一件盛事，因为他竟发出了这样的预言：
西—方—将—会—胜—出（The West Will Win）
这个句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World Wide Web, 从而提示了西方文化霸权的不可抗拒。这个毅然而然的宣示，既象声嘶力竭的欢呼，又象咬牙切齿的诅咒，混杂着自嘲与嘲人的苦涩意味，它结合了现实主义奋然拥抱历史趋势的坚忍意志与后现代主义消解意义的能指游戏，与其说是郑重的预言，不如说是黑色幽默的反讽，用以戏弄那种为自己的浅薄胜利而弹冠相庆、欢欣鼓舞的西方力量。另一方面，这种讽刺，连同作出讽刺的诗人的“死亡”，因其意识到自己的荒诞，而具有后现代主义的性质。确切地说，这首题为《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的长诗，在描述了传统的、有固定身份的人的消失的同时，也就同时宣告了这个“中国诗人”作为写作主体的终结－－长歌当哭之后，他作为诗人的“中国”身份将不复存在。不管他是否情愿，他不得不面对这个“非中国”的世界。因此他的“死亡”是一个悲剧意味和“喜剧”意味高度紧张地扭结在一起有关身份结局的象征。它同时也暗含了一个“复活”的象征：一种新的人类的诞生。
正如我们在本章开头提示过，死亡的主题曾经被本世纪前期那些呼唤中国革命的作家利用过。最著名的文学例证是郭沫若的《凤凰涅磐》，它利用神话传说中关于神鸟集香木自焚并从灰烬中复活的故事，表达了对中国挣脱了历史传统走向变革的普遍的乐观展望。然而鲁迅对这种乐观主义持有深刻的保留。今天，在澳大利亚新华人文学里，我们可以找到同样的对中国人命运的关切，历史时空虽然已经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是有些基本的“母题”仍然被自觉不自觉地延续着，它甚至因中国人在世界上更大规模的涌现，或者说，因外部世界对中国生活更深入更浩大的侵入而变得更具吸引力。在简单的比较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运用这个“死后复生”的“母题”表现对生活进程的犹豫和夹杂着虚无主义的复杂感情方面，欧阳昱的《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和鲁迅直面荒谬的“绝望的抗战”有着接近的取向：虽然他知道在二十世纪即将终结的时候，一种“新华人”正从传统理解的华人身份的无情消逝中产生出来，但，被这种转变的巨大的精神心理代价所震慑，他不可能有郭沫若那种凤凰涅磐式的欢欣鼓舞的新生和理想之歌。母宁说，通过他的“诗人”之死，新华人文学多方面探索的中国人在这个多元世界身份转变的全部痛苦之情和迷乱之感，被推向了令人难以忍受以至不得不一笔勾销的极至。他那扭曲怪诞、欲哭无泪、欲笑无情的鬼脸式姿态和符咒式预言，是对全球化时代关于历史的进步将为所有人民带来无尽狂欢的片面乐观主义的刻薄反讽。
欧阳昱的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已经成为澳大利亚文学的重要文献。而它仅仅是新华人文学想象在澳大利亚文化领域打下的烙印之一。诸如此类的烙印展示了一种深刻的可能性：把构成新华人文学想象主要内容的澳大利亚移民经验，从一个地区、一个移民群体的有限性中超拔出来，纳入到对当代人类总体处境的后殖民研究和后现代批判这一宏大视野之中，这种视野将使我们的文学讨论不得不带着对这种问题的严重关切：当代各民族的人民和文化，首先是第三世界的人民和文化，将如何面对一个越来越由西方势力、西方体制支配的全球化前景？
[i] 《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卷首第三条题记。这条题记是欧阳昱对作家Rudyard Kipling 句子的模拟：“一个/故意挤对西方的蠢鬼/躺在这里”(A fool lies here / Who tried to hustle / the Wes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