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华新移民作家文本世界里三大母题探析
澳洲华文文学格局的渐次形成，乃是一个特定的族群文化心理、或者说心灵史和命运意识的真实记录和精神镜像。澳华新移民作家们在实践、积累和传递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以母语，即把语言符号当作文化积累和传递的强大媒介和言说，使其符号化和物态化，展示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中。
在澳华新移民作家的文学文本里，蕴含和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内容，既与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外在背景的变异有关，又与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和知识结构相互关联。一方面，因为作家们大多属于自身带有强烈的东方文化意识的海外移民，在人生的羁旅途中突然转弯，把自己移植于另一个空间，置身于澳洲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有一种不中不西的尴尬，但这种既成事实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也发生了嬗变；另一方面，澳华作家大多文化素质高，既对多元文化的认知精神进行认同和把握，或通过自我的超越性体现出文化自我更新的要求，又因主流文化的撞击带来了种种困惑和忧思。因此，透过作家们的文本（符号）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表达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时最为集中的审美凝聚，即其母题与原型。
探讨母题与原型的意义，将更有效地论证文学与文化的纽带关系；从澳华新移民作家的文本世界的表层结构深入到其文本深处的文化层面，进而把握作家的内在心理流程和情感特征的演绎轨迹，同时，尝试改变那种只囿于对单一作品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的制约，企冀宏观地考察澳华作家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通过不同文本中的母题与原型如何相互整合统一的方法，庶几可以窥见和检视澳华文学本体的文化特性。
乡愁：身处边缘的流亡与精神家园的寻找
乡愁的基础是离乡或做客他乡，是处于流浪状态中才升起的一种情结。在乡的人不会有乡愁，“ 乡”作为价值形态无疑对无乡者或离乡者即流浪者更有意义。只要一个人在实际的存在状态中陷入无家可归或有家难归的境况，陷入了心理的失衡，“乡”就会作为一种补偿价值成为流浪儿的精神支柱。当一个人已获得现实之家后，“乡”对于在乡者固然亦有价值，心中之家或梦中之乡也未必完全消失，但这种补偿似乎变成是一种多余。
人始终走在旅途中，每个人都是游子。为了实现自己的选择和目标，往往要投入到实际的漫游之中，然而，外在的旅程只是内在的旅程的外化载体和表现。中国人在海外闯荡和流浪，就像一个人走在路上、却无法忘却他从何处来，相反的对他所来的地方总是梦绕魂牵。那是他生长的地方，是给予他最纯真烂漫的童年乐园，是自自然然地挥洒过欢笑和泪水的地方，他怎能忘却？如此，当他踏上新的征途离乡背井，从此就染上“怀乡病”，就有还乡冲动，即从家园来，又到家园去，这是生命活动历程中的悖论：一方面要走出此处，又要回到此处；一方面要出走，又要回归；一方面“仰天大笑出门去”，又“孤舟一系故园心”。这不正是人生的悲剧性二律背反的充分体现吗？
在“乡愁”母题表现上，澳华新移民诗人们表现得最为强烈，这恐怕与深受中国文人和古典诗歌传统的熏染有关。可以断言，澳华诗坛几乎每个写诗者都写过乡愁（表达怀乡、思乡的）这一母题的诗歌作品，只是次数的多少不同而已。这里恕勿赘言。
廿世纪80年代以来，海外华文文学一方面承受着居住国主流文化的强势“压力”而处于弱势状，另一方面又因居住国多元文化格局的深入开展而自成风貌。而作为写作主体，由于全球一体化、文化转向、现代性等诸多气象如狂飚式迅猛横空出世，人们对“地球村”的形成都有一种逐渐明朗的轮廓，因此，他们跟前几代人对“乡愁”这个词的理解也大相径庭。如果说，封闭自足时代的“乡愁”，大都是指地理上意义的，那么，现代人的“乡愁”，更多是指精神或文化层面的。当然还有一种夹在中间地带的 “双重乡愁”。
著名学者李欧梵从个人的切身体验出发，对此有自己一番独到的见解和看法。他自言身处异国，常常要扮演两种不同的角色，一种是寻根，一种是归化。但他认为这不再是一种两难的选择。他深有感触地说：“我对于‘漂流的中国人’和‘寻根’作家的情绪上的认同固然是因为其中包含的共有的边缘性，只是我在面对中国和美国这两个中心时，我的边缘性是双重的。”[1]同样，有些早期赴澳或辗转他国再赴澳的华文作家，他们在久居海外的经历中，已自觉地在文化交流意识上超越了过去的樊篱，即超越了身处边缘的尴尬状，而是跟人类文化或多元文化产生内在的共鸣，然后领悟到“异乡即故乡”或把“他乡当故乡”的几分信心和从容。尤其是在全球化语境的席卷下，从走向现代化之路、又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走出去的新移民/留学生，对于故乡、异乡、梦乡的理解已进入了另一个层面。澳洲维洲华文作家协会选集《故乡·异乡·梦乡》一书中的前言这样写着：
本会宗旨，团结所有在维州用中文写作的文友，不论信仰，不论肤色，不论背景，不论你来自地球的何方。我们现有的会员，就有来自海峡两岸、来自回归前的香港、和来自越南南方、来自马来西亚、来自新加坡、来自东帝汶……的华侨。
我们敞开大门伸展双臂，欢迎愿意参加我们队伍的文友！因为，我们共有一颗炎黄子孙的心，共有一颗真诚的澳洲情结。这是你和我，我和他，我们共同的文坛友谊的基石。
这本书名《故乡·异乡·梦乡》合集，就是在这块基石上，诞生的第一朵花，第一个成果。[2]
另一本中文期刊《原乡》的创办人欧阳昱在一篇《编者小语》中却颇有意味地写道：
有人问我何将本刊中文的“原乡”译作英文的“Other land”，说“Other land”在中文的意思不是“异乡”吗？这似乎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原乡”之于“异乡”，正如“异乡”之于“原乡”，是一正一反的关系，宛如镜中映像。
本来生活在“原乡”的人，现在来到了“异乡”，在另一片土地上建立了自己新的家园。这样一个移植的过程，对我们关于国家、民族，乃至文学、文化的观念都提出了新的挑战。我们是大一统中国的附庸“海外华人”，还是新时代民族大融合浪潮下产生的“新澳大利亚人”？我们是人在“异乡”，心回“原乡”，还是人去“原乡”，心归“异乡”？或者二者兼而有之？种种问题，值得20世纪末我们这一代飘零天涯的“原乡”人深思。
澳大利亚作家阿勒克斯·米勒说得好：“流放如归家，错置即正位”，在这一个时空似乎倒错的国度里，“原乡”和“异乡”的位置互换一下也是未尝不可的。
从以上两段可以看出：前者既突出“中国心”，又显示“澳洲情结”，共一块“基石”有两个层面；后者以互换倒置来说明前“原乡”现已成“异乡”，前“异乡”今已成“原乡”，流浪犹如归家，异乡即是故乡，故乡又如异乡，两个层面归为一体。其实，经过漫长跋涉的游子，最终或许会恍然大悟：流浪的终点并非真正的归宿，也非最终的价值，真正的归宿和最终的价值又会回到起点和出发地，生命之旅绕了一大圈后，仿佛人生的一场大梦，因而就有了“梦乡。”旅澳武侠小说宗师梁羽生在给澳华新移民作家张奥列的作品集《澳洲风流》作序时，曾引用过三副对联。一副是早期留美学生中的“望洋兴叹，与鬼为邻。”隐喻难以化解的乡愁，源自于跟居住国文化如水火难以相溶之中。第二副是六七十年代，越南等国华人再度飘泊到澳洲的：“既来之，则安之，最喜地容尊汉腊；为福也，抑祸也？敢忘身是避秦人。”安居中的困惑，自立中的惶恐，前途未卜心情彷徨，在搏杀中呈现出一种过渡心态。第三副对联则是80年代后新移民的“四海皆兄弟焉，何须论异族同族；五洲一乾坤耳，底事分他乡故乡。”此时的人生视野渐进佳境，不再对立于居住国异质文化，不仅是客居他乡，不分彼此，亦具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度了。正是这样一种文化自信，使新移民作家身在异乡，渐渐地摆脱了传统的“无根”或“失根”恐惧和忧虑，并且以豁达开朗的胸襟和视野看待异域文化，从容而渐进地融入当地社会。
如果说乡是家的延伸和扩展，那么“国”则很可能是“乡”的延伸和扩展。在游子与“国”的关系中，母子原型仍明显地保存着，于是，反映乡愁的母题也注定是海外华文作家的一种情感结构和主题模式。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对此，旅澳学者何与怀博士有一种类似“地球村”的“世界主义”解答，颇为意味深长——
我们不必在“原乡”、“异乡”的观念中纠缠，而是应该拥有更广阔历史哲学视野。今天是21世纪，全球化的大趋势极为明显，我们是否更应该作一个世界人呢？
世界主义是否可以作为世界华文作家（当然包括澳华作家）的世界观？在这种世界观指导下，可以发现“认同”是一个长期的、还未完成的过程。“认同关切”永远是华文文学（当然包括澳华文学）的灵魂。[3]
的确，无论从社会学、文化学还是文学本身的角度来审视思考这个问题，都很有必要。这也是全球化时代一个值得重视和探讨的话题。
性爱：色彩斑驳的情欲与人性深处的呼唤
有人说：海外留学生最大的问题既非语言障碍也非文化冲击，而是心灵的空虚。心灵空虚自然要做些修身养性的活动，我们还不至于升华到星期六蹲在家里看竹子格物致知或画失根的兰花练毛笔字，那种调剂好则好矣，只是不太实际。心灵空虚时，我们追求异性在这个男无分女无归，鳏寡孤独废疾者一样饥渴的环境，生命的意义在创造宇宙继起之生命。[4]
此话不一定说得全对，但它从另一个侧面告诉人们：“人性”、“人情”，这些看似平常却往往最有文章可做的字眼，在人类的生活中所占的比重的确不小。试想，一个人倘若失去“性”或“情”，便无异于一般的低级动物。人，除了需要高级的精神享受外，同样需要本能的满足，才能建构起人生最完美的大厦。人类世世代代的繁衍生息也离不开“性”或“情”。流浪的孤寂感已使留澳学生在情绪上陷于一种压抑的忧思状态；虽然时光的流逝可能慢慢冲淡他们浪迹中呈现的种种哀怨，却难以填平他们内心深处的许多隐忧。大多数留学生和新移民投奔到外面这个本认为是理想的“极乐世界”之后，方才发现自己失去了不少。人，作为万物之灵，有着活生生的躯体，有着健全的神经系统和生理系统，却怎能生活在一种虚幻之中，置身于一片迷雾之中呢？因而“情”、“性”对于他们而言，便成为一种诱惑，一种扑朔迷离的梦。他们中或人在异乡，却难觅知音；或越洋遥念，却只能万里相思相忆；或憧憬爱情，却总是无从着落。是苦也？是悲哉？！[5]
在澳华文坛，写性爱情欲的作品可谓铺天盖地，由是可见这一母题在人的生命中所占的份量和比例。如要列出关注此题材的作家，信手一拈便有一长串，如专编性爱故事的“快枪手”田地、偶尔煽香（情）调味的“厨师”李明晏、画外之余露展一手的吴棣、默然体验偶露峥嵘的沈志敏；这方面，女性作家似乎占了优势。制造“二八风波”的始作俑者施国英、开垦情感乐园的“园主”千波、“婚恋主题变奏曲”的“女主角”莫梦、优美地死去活来的“女猫王”王世彦、发现“错爱”的新秀苏玲、“风流人生”的画廊女主人苏珊娜……至于那本名叫《她们没有爱情》的九位女作家小说集，内中表现性爱母题的描述更是俯拾皆是。作为一种探讨的对象，“我们可以从中看到这些中国大陆留学生的挣扎与进取，并看到澳华作家在这个内容上如何表达他们的认同关切。”（何与怀语）
反映性爱主题的专业户非作家田地莫如，他从早期的《关于性生活的一个秘密》[6]揭示“两个男人的一个不眠之夜”与“一个普通女人的一生”的秘密开始，一路大开绿灯，就像他开的“的士”一样，畅通无阻，且专注于这方面的内容，然后他炮制了“新十日谈”，诸如《悉尼小姐——浪子风流手记》（1996年在《唐人商报》副刊上连载），直至后来引起读者注意的所谓“的士系列”等，这一连串的有关男女性爱主题的淋漓展示，为田地带来了“性心理专家”和“性爱快枪手”的声誉。
田地的性爱小说最大的魅力可能不完全在于故事的过程或结局，而在于那注重感觉的细节。他的小说也与一般青春类小说不同，一来他早已进入中年，二来他个人的私生活平平淡淡，不怎样精彩和特别。“故此他笔下多是谈性沾艳，色彩斑驳。”（何与怀语）他没有那种激昂的调子，而是喜欢风趣自然，心气和平地娓娓道来，如数家珍，如配良方，是一种中年人如说青春往事的“欲说还休”的调子，在异域激越蔚蓝的都市生活中，它们恰似一道道男中音和弦，提醒或提供了生活的另一种“秘密”，那就是人性的东西。
曾与田地、吴棣三驾车联手写小说并合集为《留学词典》[7]的千波，她所写的小说大多涉及男女之间的话题。她的中篇《结婚记》[8]里不乏令人回肠荡气的罗曼史，更有趣的是，她那些横流溢出的“警句”。譬如：“上床不一定产生爱情，但不上床则一定没有爱情。”写小说于她似乎是一种游戏。她说：“写小说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如果你不把责任、使命、留名青史这类沉重而吓人的东西抡到自己肩上的话。就像做爱，它是另外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可是如果你老想着一定要坚持三个小时以上，一定要完成七十二种花式，还老担心自己够不够尺寸，那么终有一天，你得阳萎。所以我不大太能理解‘创作痛苦说’。”[9]
自我感觉“乱七八糟”的王世彦，是一个追求有格调有品味的严肃型女作家，她称自己是一只“站在热铁皮屋顶上的猫”，去思考人生与艺术。她喜欢张爱玲式的感伤与颓废，她小说的着力处并非仅仅作为一种现象或事实的人的外部经历，而喜欢把触角伸进作为精神实体的人生内在经验。她的那篇代表作《优美的，活着、死去》曾获1995年澳洲中文创作短篇小说佳作奖。在这里她企图创造一个“女性时代”的神话：“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男人，只有女人，该多好啊！”因而，在小说中，她着力渲染两个女同性恋如何相濡以沫，相互扶持。在一个漂泊的世界上，活着艰难的女人唯有以相互依赖的力量，去抵御并逃离来自男性世界异己力量的进侵，然而，这是不存在的乌托邦。尽管跟作家个人命运敌对的“异已力量”，不是来自内部而是来自外部；不是来自创作冲动和创作激情，而是来自严重的异化现实。这种现实的异已力量无视践踏着包括写作主体在内的无数个人的命运和幸福。王世彦具有自觉的性别意识，通过叙写“自己”的故事，表现性别心理体验，追问女性自我的设定，揭示男性中心文化显在和潜在的压抑，这无疑是女性充满自我意识痛楚的生命体验，也揭示了女性生存与文化困境的严酷，更意味着女性主体意识的清醒与建立，意味着女性探索并改变世界的可能。它是人对自由，对自身本质力量，对它的无限多样的可能性的刹那间的欣悦体验。
莫梦的《风高月黑的夜晚》通过一个奇异的故事，为我们弹奏了一支“留学生婚恋主题的狂想变奏曲”，[10]文本中的丈夫比妻子早几年赴澳，妻子到来时，发觉丈夫有外遇。突然有个晚上，丈夫不在时其妻被一入屋抢劫者强奸，却在痛苦与羞愧中体会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充实感和温暖”，便情难自禁也给以热情的回应。女主人这时觉得自己“好像从桎梏中解脱出来，长期浮游着的身体突然触到了真实的土地。”莫梦弹奏的“曲调”在于能深入到人的潜在内心世界的心理损伤或心理记忆，揭开了传统道德笼罩的“原欲”头上沉重的面纱，显示出一种对传统习俗观的蔑视和反叛。但人终究是社会性和生物性乃至文化性的复合体，性本能的释放不可能总是毫无遮拦的，它还受到社会、经济、政治、法律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也受到个体内部的异己力量的“自我”制衡，由于人性的扭曲和人格的分裂，所以，女主人似乎在性本能上导致了二重人格。
澳华女性小说中还有两位各具特色的作者，一位是因 “二八论” 风波而招来是非的施国英，另一位是施发现的70后新秀美女作家苏玲，她原名李卓文，据称她因喜欢“苏青”和“张爱玲”，从中各取一字组合成笔名。在一定意义上，苏玲的出现，为澳华女性写作包括澳华文坛带来一股清新的风，也带来一种希望。这位注重感觉的新秀，一露面就端出一系列描摹新移民男女情爱的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开拓了写作新空间，这种开拓性的写作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她的短篇《沉香记》[11]发表之后广受关注，甚至引起争议。其实，解读这篇作品，从观念上看，她属于自觉的安琪儿；从模式上看，属琼瑶式的三角恋爱来结构故事（内中不顾死活的男欢女爱缠来绕去）；从文风上看，又受到她那两位“先师爷”的熏染；从背景上看，与中国新崛起的七十年代美女作家相仿……
若说写情爱性欲，施国英恐怕属开路“先锋”，她除了在九十年代中期于无意或有意中提出“二八论”（即“做爱精彩的西方男人到处都是，10个中起码有8个精彩，2个马马虎虎，中国男人是10个中2个马马虎虎，8个很糟糕。”），在澳华新移民乃至整个澳华社区掀起轩然大波并“惨”遭围攻之外，也写了一些小说，其中一部带有自传色彩的中篇《错爱》，[12] 试图通过强化女性的独立力量，颠覆与解构男性中心文化的尝试以及性爱至上的策略运用，去炮制一个女性梦幻、从而实现欲望时代女性主体的自我拯救，却缺乏面对现场的人格力量。
死亡：精神裂变的茫然与现实困厄的突围
在人类审美与艺术创造领域，可以说，死亡与性爱往往被并列为两大永恒主题，尤为发人深思。假如说死亡作为生命的临界线而返照出生之意义，那么性爱则为人类生命点缀了光彩陆离的斑斑点点。爱之于生的意味是直接的，而死之于生的意味是间接的。
人的生命是一个有终点的旅程，终点就是死亡，即不在。作为有自我意识的个体，在他具备反思自身生命的能力之时起，就意识到自己必死的命运，这构成人之所以为人的重要标志，是人之理性的必然产物。死亡主题在哲学，尤其是人生哲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西方现代主义作品中，死亡不再是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而是与“生”的过程始终相互伴随的。海德格尔认为，人从诞生之时起，就具有“向死性”特征。弗洛伊德在强调生的本能时，也认为有一种死亡本能。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艾略特的《荒原》等西方现代文学作品，无不充斥着对不同方式的死亡及其心态进行描述。西方现代主义中的这种死亡母题和死亡意识，在许多澳华新移民诗人作家的文本中隐约可见。对于澳华诗歌笔者已有专文论述，这里以小说为例说明。譬如女作家凌之（刘海鸥）的《假如灵魂可以哭泣》、林达的《天黑之前回家》，另外，沈志敏的《第三场恶梦》、张劲帆的《西行》、张至璋的《家》等文本中皆有反映，而居留墨尔本的新移民作家欧阳昱的长篇《愤怒的吴自立》，又提供了一个类型。在这些作品中，死亡，似乎是作家和人物所共同面对的一个重要问题。
死亡，既具有哲学意义，又常在现代文学作品里体现。这里，先来观察本身就读哲学专业又从事写作多年的女作家凌之的《假如灵魂可以哭泣》[13] 这个短篇，那个可怜、无知、温情、心灵被扭曲的叫“玲”的女子，当她经过无数男人之手的转换后仍得不到真正的爱情时，对她（变异的）来说，既然在现实世界里无法觅到真爱、找到生命的意义，与其让这个失去意义的世界对自己施加局限，不如用自杀来表示对这个俗世的绝望和抗议。她终于自杀了，但当其灵魂俯视自己的葬礼时，竟发现与她发生过密切关系的 “情人” 没有一人在场，追忆一生情史，这个灵魂真可以长久哭泣下去。凌之的巧妙之处在于预设能够“哭泣”的灵魂，向人们传递一种信息：“历史时常使人们面临某种无法抵抗的压力和圈套”[14] ，而死亡同样会落入历史的圈套。
沈志敏的《第三场恶梦》[15] 记述了一名抵澳的男性留学生，他名叫嵇独，本是中国某医学院的高材生，飘泊到异国他乡，在孤独无聊、万般无奈的境况下，面临现实的困厄，死亡本能驱使着他对曾奚落过他的按摩院女郎寻仇即谋杀，借此来摆脱生之焦虑的折磨。于是，他终日陷入令人难以置信却又充满叹息的“恶梦”之中：
“我杀了人，我是一个杀人犯。无论走到那儿，无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一个杀人犯，一个无耻的杀人犯。”几天后嵇独就像醒悟过来了一样，他又猛叫了一声：“我的理性去了哪儿，我的灵魂去了哪儿，啊——”
事隔没多久，人们从一则报道上读到一起交通事故的消息，一名亚裔青年死在车轮之下，身上没有任何身份证明，眼镜片子跌碎在路边上。警察分析道，责任全在死者的身上，“这家伙简直好像自己在找死。”
这就是第三场恶梦。
小说结尾处发人深省，嵇独的悲剧和不幸，是自导自演，还是其他原因造成的？作者沈志敏对死亡的展示和思考，其目的在于希图用死亡的震颤来惊醒麻木不仁的人们，使他们挣脱物欲世界和现实功利的纠缠，对自身的生存价值和人生意义进行探寻和追问。
同是表现死亡这一母题，在张劲帆的短篇《西行》[16]中，则通过女主人公梦昙直接悲惨地进入死亡，去思考死亡的悲剧和存在的忧郁。如果说沈志敏的“恶梦”中嵇独是因为生之孤独而导致梦之破灭的话，那么张劲帆笔下的梦昙，则隐喻一种对于人生忧郁而生成为生命中一切的梦、梦想其实仿如昙花一现，人生何其短暂。不是吗？女主人公经历了“漫长”苦难却不幸患上不治之症时，唯一能安慰她并使她抱有生存希望的竟然是“获准居留”之梦。然而，她无缘看到真实的自己真正居留下来，梦想尚未成真时便自动地成为一个“永久居留”者，她终于在病故中“扎根”澳洲。
在欧阳昱的文本里，那位《愤怒的吴自立》[17]，所提供的类型又如“吴自立”这个符号，不管是“无自立”或“我自立”，从这个矛盾统一体的人物身上，明显注入作者的自身思考。主人公本身潜在的厌世情结，严重的叛逆意识，对死亡的冥想，对自我毁灭的设计等，是因为时代没劲、人生没劲、社会没劲、活着没劲，于是，他突然意识到：“我只有彻底毁灭自己，才能整个儿毁灭世界。”
以上几种完全不同的反映死亡母题的类型说明：无论在什么境况下，都是人的极度精神分裂的无法消除所造成的，都是人在现实困扰中的生长趋势，受到阻碍而导致生命力丧失的结果。此外，女作家林达的中篇佳作《天黑之前回家》[18] 写到有关母亲去世的情况，同样是作家面对生死问题的思考和表述，其作品中笼罩着一缕或浓或淡的“悲”的色泽，我们可以置放在另一框架里探讨。总之，体现在澳华留学生/新移民文学中的这些死亡悲剧母题，无不深刻地启示我们，居于任何时代和任何文化之中的人都不能不面临着一个共同问题：“如何克服分离以实现融合，如何超越个体的有限生命而进至合人的美境。”[19]
注释：
[1] Leo Ou-fan Lee.“On the Margins of the Chinese Discourse: Some Personal Thoughts on the Cultural Meaning of the Periphery”, in Daedalus (Spring 1991),p.215.
[2] 陆扬烈：《故乡·异乡·梦乡》前言，澳洲维州华文作家协会选集，2002年12月版，第7页。
[3] 何与怀：《“精神难民”的挣扎与进取——试谈澳华小说的认同关切》，《世界华文文学论坛》2001年第4期。这里附带说明：本章节在论述中多处参阅并摘引了何与怀博士一文中的有关资料，这里不便一一加注，谨向他深表谢意。
[4] 《北美留学生与性饥渴》，澳洲：《亚洲星期天》2001年7月15日 。
[5] 参见庄伟杰：《梦里梦外》，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8月版，第11、12页。
[6] 田地：《关于性生活的一个秘密》，澳洲：《满江红》杂志1995年第11期。
[7] 《留学词典》：田地、千波、吴棣三人联手写作。
[8] 千波：《结婚记》，澳洲：《东华时报》2000年6月至8月连载。
[9] 千波、田地、吴棣：《三个人的游戏——我们为什么一起写小说》，澳洲：《东华时报》1998年12月17日 。
[10] 萧虹：《她们没有爱情·序》，悉尼墨盈创作室1998年版，第5页。
[11] 苏玲：《沉香记》，澳洲：《东华时报》1999年8月21日 。
[12] 施国英：《错爱》，澳洲：《自立快报》1995年5至6月连载。
[13] 凌之：《假如灵魂可以哭泣》，《她们没有爱情》，悉尼墨盈创作室1998年版，第193-211页。
[14] （捷克）昆德拉：《为了告别的聚会》。作家出版社1993年版，第68页。
[15] 沈志敏：《第三场恶梦》，澳洲：《满江红》杂志1993年第4期。
[16] 张劲帆：《西行》，澳洲：《东华时报》1998年1月22日 。
[17] 欧阳昱：《愤怒的吴自立》，墨尔本：原乡出版社1999年版。
[18] 林达：《天黑之前回家》，澳洲《东华时报》1997年10至11月连载；上海《收获》1998年第2期，署名“抗凝”；后收入《她们没有爱情——悉尼华文女作家小说集》，悉尼墨盈创作室1998年版。第99-130页。
[19] 弗洛姆：《爱的艺术》，《弗洛姆文集》，出版时间同上，第340、341、34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