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多少年来，海外华文作家向传统致敬，向山川取暖，向生命感恩，向母语亲近，在跨文化语境中创作了数以千万计的作品。然而，就诗学考辩的意义上，我们必须坦承：文字铺天盖地，精品寥若晨星。这样，如何在艺术上奏响经典的回声，必然成为其知识谱系应当包含的现实话题。因为，海外华文文学的艺术方略，其高品格、高境界、高追求，就是着力于“经典”的炼成。
说起“经典”这个词，宋代大文学家苏轼留有名句：“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是的，滚滚的长江东流而去，淘尽了多少代杰出的英雄人物。纵观泛漫汪洋的文学大江，同样淘尽了多少代富有风流文采的天才人物。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文学的历史，其实就是人类心灵的历史，是关于人的历史。时间是最好的明证，文学艺术需要实践与岁月的淘洗，大浪淘沙，真金火炼。正如王蒙所言，“文艺如水，自有清浊，文化如金，自有成色”。
在高度商品业的消费时代，文学已失去往昔固有的荣光和风采，日渐边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那么，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文学）经典，呼唤经典呢？一句话，文学是有生命和价值的。如果说经济是一个社会和时代展示的实力和载体，那么文化应是一个时代和社会的标志和旗帜。文学作为文化中的文化，其价值、意义、作用便可想而知。纵观中外历史，文学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具有重要而特殊的作用和意义。不是吗？英国因为莎士比亚、劳伦斯、艾略特等大师引以为荣；法国因为雨果、巴尔扎克、罗曼•罗兰、萨特、加缪等大师引以自豪；苏联因为高尔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等大师而令人瞩目；德国因为有歌德、意大利因为有但丁、奥地利因为有卡夫卡、印度因为有泰戈尔、日本因为有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等大师而令人心驰神往。[1] 在中国，有一部《红楼梦》就足以让我们引以骄傲，而“红学”的兴起，则滋养了一代代的文人和研究“红学”的学者。同样的，一个鲁迅的诞生，造就了多少人迄今还生活在“鲁迅时代”。可见，经典与经典作家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
何谓经典？《说文解字》写道：“典，五帝之书也。”意指圣贤之书。汉武帝设“五经博士”，“经”从此成为孔子所编的诗、书、礼、易、春秋。唐代把五经扩大至十三经，此乃中国儒学的代表之作。之后，又增加了老子和庄子的著作为经。佛教传入中国后，其著作也称为“经”即佛经。这大概是“经典”一词在历史上之来源。至于《诗经》，则公认为中国最早的文学经典。西方的经典（classic）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lasici，具有双重意义，即经典与古典。公元二世纪，罗马诗人革利乌斯首次把经典运用于文学领域。从此，在西方狭义的经典即指古希腊罗马的优秀文学作品；而广义的经典则指人类所有足以穿越时光隧道的优秀文学作品。由此可见，经典是指有别于一般性的著作，是著作中具有最高水平和最高层次的，即最优秀的那部分。
当我们走进古今中外历史文化长廊，谛听经典发出的回声响彻在悠悠天地浩浩时空，在人们的内心深处，我们发现，无论是文学经典，还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经典，都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共性，即具有原创性。然而，文学经典有其自身的独特品格，它应是每一位作者自身思想与生命体验凝聚的结晶体，其中包含着诸多要素的构成。而高度的个性化则是作为文学经典的首要价值和特点。歌德有句“经典性”的名言：“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说不尽”我们也许可以理解为高度个性化。英国作家本·琼生在莎士比亚去世七年之后，则以“赞美诗”的形式写道：“你的作品是一座无墓的丰碑，∕精湛的技艺将随着你的作品流芳百世，∕我们会满怀风趣地阅读，并给予赞美。”是的，诗人死了，但通过他“作品”的生命仍然“流芳”，只要我们阅读它、赞美它，诗人依然活着。“这首诗探讨了文学来生的悖论，可以说是一种述行，它在执行一种纪念碑化的行为。”[2] 在本·琼生看来，莎士比亚创作了“纪念碑”（monuments）式的作品，于是断言，莎士比亚“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时代！”正因为如此，古往今来所有的伟大作家都是令人“说不尽”的。20世纪意大利大作家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读经典》（1981）一文中，曾给文学经典下了12条定义，堪称是迄今为止对文学经典下定义最多的一部著述。其中不乏精辟的见地：“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经典作品是这样一些书本，我们以为我们读懂了，当我们实际读它们，我们越是觉得它们独特、意想不到和新颖。”等等。博尔赫斯如是说：“经典是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长期以来决定阅读的书籍，是世世代代的出于不同的理由，以先期的热情和神秘的忠诚阅读的书。”20世纪中国重要作家朱自清，在《经典常谈》一书的“序言”中写道：“经典训练的价值不在实用，而在文化。”据此，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经典重于文化与人文精神，其所传递出的是与人类普遍命运、终极关怀、人文思想等共通的精神价值。作为一种价值认同方式，经典更是民族认同的一种文化符号和标志；作为一种知识资源，经典以其深厚的文化内蕴和力量，成为凝聚民族、肯定民族身份的重要方式。走进经典，倾听经典，一个人足以找到赖以生存的群体抚慰和个体归宿，让心灵有所皈依。可以断言，每一部经典都是浸润着历史印迹和映照着思想辉光的生活大书。它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属于世界的、全人类的。
二
为什么我们需要阅读经典和重提经典？文学经典所具有的“说不尽”的永久魅力，到底有什么艺术奥秘？这些问题无论对于创作主体还是欣赏主体，都是值得深入探究的和加以总结的。对此，笔者在《文学的生命与价值》一文中，大胆地提出自己的一孔之见。除了创作者的天赋、禀性、才华等因素外，当具备如下五大条件：（一）忧患意识和宇宙意识以及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是必备之条件；（二）必须对外部世界、对东西文化、对读者等持开放态度并格外动情；（三）在一定的语境和文化熏染中能创造一种独特的话语方式和语言风格，即必须具备文学原创力；（四）诗人作家自身的智慧涵养、充满博爱与人性光辉之人格魅力的铸造同样必不可少；（五）必须不断超越自我，形成属于自己的闪烁思想光彩和鲜明艺术风格的具有博大精深的体系。[3] 即便是置身于高度商业化的时代，我们也不能放弃我们应该坚守的立场和情怀，我们更热切期待着华语文学世界能诞生出无愧于时代的大作家。因为文学经典的产生有赖于杰出的作家，这正是文学艺术大师的智慧奇葩和天才成果，之所以成为民族的经典和骄傲的重要缘由。
如果我们以上述标准来返观回巡海外华文∕华人文学，那么，是否有我们期待视野中的经典作家作品呢？回答是肯定的。然而，当人们越来越拒斥文学的思想性和深刻性，不再关心文学是否与时代共振、是否具有现实关怀和人性关怀的特定时代语境下，我们应如何审视和思考海外华文文学中的经典呢？这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难题。因为除了我们上述提出的标准，决定经典因素的最终是时间和空间，正如决定一个作家经典地位的还有其高度和广度一样。这里，我们不妨以高行健、白先勇这两位身居海外的华人作家为重点对象加以讨论。
高行健作为一个颇受争议的作家（重要的作家常常如此），曾是上世纪80年代中国文化多元与自由表达的先锋。1988年流亡远赴法国，1989年9月在巴黎完成了长篇小说《灵山》，随即译成瑞典文及其他文字在海外传播，并与其另一部长篇《一个人的圣经》（1996至1998年写于法国），被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高行健终于自豪地登上了世界文学的最高领奖台，成为整个华语世界第一个获此殊荣者。
高行健之所以能如许亮彩地荣获诺贝尔奖，其作品自有过人的独异之处，同时奠定其在海外华人文学乃至整个华文世界的经典地位。其经典意义起码可以由几个主要方面定位：首先，他在长篇小说创作上所取得的具有“纪念碑”式的成就，他的《灵山》《一个人的圣经》真正意味着华人作家走向世界舞台的开端和标志。其次，作为一部奇特的小说，成就《灵山》的除了呈现出作者“智性”的叙述思考和终极追求，在于他对文学做出了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和突破。再者，《灵山》充分把握了文本叙事的多样化艺术特质，不仅使得小说更富神秘诡异和多重意味，而且是在“中国语境”的经验叙事中最具语言意识和文体意识的文体家。旅居美国的著名学者刘再复不久前在韩国举办的“高行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是《高行健给人类世界提供了什么新思想——高氏思想纲要》，为我们提供了一份高行健创作的思想纲要，并归纳为十个要点：
1.艺术型思想家；2.“没有主义”：彻底打破意识形态对文学的遮蔽；3.冷文学：不屈从政治也不干预政治；4.告别乌托邦神话：世界难以改造；5.“真实”乃是文学的终极判断；6.“回归脆弱人”理念；7.尊重宗教但不走向宗教；8.放下“现代性”新教条；9.以人类学眼光驾驭中国文化；10.新鲜思维带来艺术原创性。
看得出来，作为颇有洞察力的学者和批评家，刘再复给予高行健如此至高的评价，在当代（健在的）华人作家中，是绝无仅有的。他甚至以“当代精神价值创造中的天才异象”给予赞美，并发现高行健“在我们的同一代人中思想特异”，“不仅是当代一位大作家和艺术家，同时又是一位思想家。但他并不企图建构世界观或建立某种哲学体系。相反，他拒绝体系的建构。虽然他的思想缜密，并把思想体现在作品中。他拥有独到思想和哲学意蕴，却不作哲学思辨。他作品中的思想表述，即使是整章节的，也总是感性的，同人物的处境密切联系在一起，而非纯哲学的议论。”对于《灵山》这部作品，刘再复认为其本身“就是不断质疑的精神之旅，从个人生存的意义到社会众生相与人类历史，乃至文学与语言，无不重新检视。他的不断叩问与质疑，不走向虚无和颓废，却导向深刻的认知。”至于高行健对中国文学文化做出的特殊具体贡献，以及他作品特别善于创造新形式的艺术原创性等亮点，刘再复也做出有的放矢的分析描述。以上之所以不惜篇幅地概述和引用了刘再复的观点，在笔者看来是，刘再复之于高行健，好比钟子期之于俞伯牙，可谓是“高山流水觅知音。”以刘再复的审美眼光，那么，高行健及其《灵山》，作为当代华人文学的经典作家和作品，当属名至实归。诺贝尔文学奖的典范性和世界性是公认的。总体观之，这个奖项的得主都有很大的代表性，都是当时文苑耀目的亮点。毕竟的，每一届全世界仅有一个作家能脱颖而出。
一提起“留学生文学”，人们自然忘不了上世纪50-60年代赴美留学之后崛起于华文世界的一批作家，如白先勇、於梨华、聂华苓、陈若曦等。如果说“留学生文学”成为海外华文文学进程中的一座高峰，那么，白先勇无疑是引人注目的一道风景。白先勇创作的《谪仙记》《纽约客》《台北人》，为他在海内外文坛赢得了声誉。其中《纽约客》这部小说，集中体现了白先勇作为“留学生文学”代表作家的成就。“纽约客”而今已然成为一个经典的文化符号定格在人们的记忆之中。和许多经典作家一样，白先勇的文学创作具有自己的美学追求和艺术个性，因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特色。《芝加哥之死》中的吴汉魂，《谪仙记》中的李彤，都成功地状写了在美国时的亲身经历和体验，表现了身处异国他乡的中国人成为无根的漂泊者——纽约客，孤独地弹唱着“浪子的悲歌”。他们的流浪由一种生活形态确立为一种人生形态，由是引发了作家深刻的人生思索和悲剧意识。白先勇笔下的艺术形象，无论从历史与现实、文学与美学、心理与哲学等层面观照，都有着强烈而特殊的震撼力。可以说，白先勇一生在文学上缔结的成果是多方面，且始终在寻求一种自我的文化归属和拓展。他的小说融入西方写作技巧来激活“自己”，在承传中国古典文学的优秀传统中，充满中国文化气息和中国文学气派，无论是传统与现代的交融互补，还是写意与写实的巧妙融合，抽象与具象的高度结合，都是用自己成功的“中国化”的小说美学实践和艺术策略，成就了他在华文文学世界的经典地位。
诚然，我们从海外华文文学的传播与接受角度来加以考察，当可发现，事实上海外华文作家的经典意义远远不止于此。高行健、白先勇之外，尚有多种不同题材、不同形式的文学作品，无论从文笔的精粹、艺术的成就和思想的深刻来讲，还是从作品的情调、氛围、色泽和韵味考量，都显示出开阔的视野、鲜明的个性、独特的文风。譬如，诗人洛夫的长诗《漂木》，是他移居加拿大之后，即“二度流放的孤独经验”孕育的产物，这不仅是他个人创作上的一个奇迹，也必将成为华文新诗史上一个重要的事件。这部非同凡响的旷世之作，将如同诗歌史上的那些经典诗作，不断流传下去。新移民作家中的严歌苓、张翎、严力、虹影等皆捧献出自己的优秀作品，跻身于世界移民文学大潮之中，迥然有别于中国文学，又为文学在世界发展进程中增添新的基因。严歌苓的《少女小渔》《扶桑》，张翎的《交错的彼岸》《金山》等等，作为一种新的文学形态也罢，作为一种华语文学新势力也好，既具有文学原创性，又充分表现为自身独特的跨文化性、流散性和世界性因素，其中蕴含的经典气质显而易见。
三
移民潮的绵延不断，生命移植的变动，文化记忆的召唤，异国风情的熏染，常常演绎出一段段令人惊叹的生命奇迹。用母语书写的华文文学，作为心灵的寄托，精神家园的构建，同样传递着一种文化精神、一种心灵震撼。只有超越于现实之上，超越于生命的真实，才能寻觅到文学与人生的真谛。海外华文写作方兴未艾，作为全球化时代世界文学进程中的一道独特风景线，如今已成为后殖民和文化研究的一个热门话题。
现实向海外华文文学提出的挑战是，地域空间庞杂、带有流散写作性质的华文文学，如何建构自身及其审美标准，与世界文学应有的高度、深度和广度究竟具有多大程度的同构性？如何营造既有别于中国当代文学的特质，又能更理想地凸显世界性因素而产生广泛的影响力？或者说，在这个特定的时代语境中，当代华文文学何为？应给世界提供或留下什么样的精神宝藏？又应怎样在海外重铸现代汉语写作的辉煌？尽管海外华文文学从未放弃过“走向世界”的理想。那么，对于生活在海外的华文作家，特别是上世纪80年代之后移居海外的新移民作家群而言，当他们希冀自己创作出重要的、带有经典性的作品时，当他们试图不断调整自己的创作，在内容和形式进行创新，实现题材、体裁和风格手法的多样丰富时，他们置身于多元文化交错的时空，人生的经验、自由的心态、历史的沉淀和看世界的方式所具有的独特性，到底能为他们提供怎样的优势，构建起具有独创性的海外华文文学新气象并让世界为之刮目？而独特的人生站位和潜在的优势是否能为他们作品的经典化提供可能性呢？那就要拿出自己的真货色来，即拿出更具吸引力和震撼力的精品力作，以显示出自身不可替代的优势和作用。对此，我们不妨围绕创作主体和文学本体如何经典化提出一孔之见。
从创作主体来看，把当前海外华文作家跟中国以及世界经典作家略加比较，起码有几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首先是个人内功修炼问题，这包括学习借鉴和自觉提升两大层面。可以肯定，海外华文写作队伍中不乏有才华、有感觉的作家，但在学养和借鉴方面尚有欠缺。比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到钱锺书、巴金等五四时期的作家，都是学贯中西的，是有渊源背景的。一句话，他们的背后有一个非常长的传统，既可看到中国文学的气脉风韵在他们身上传承，也可看到西方重要作家的深刻影响。有了和经典文学和优秀的传统进行对话，才有他们文学上的辉煌成就。海外新移民作家往往忙于奔波闯荡，或为了安居乐业，尽管热情甚高，努力借鉴和吸取中西文学资源，但还缺少一个消化的过程。整体上说，真正超拔、屹立、有大气象、让人心仪的作品甚为鲜见，即格局不大。要有突飞猛进的提升，唯有跟最广阔的文化背景和文学背景展开深入的对话，加强内功的修炼，力求以一个世界性的参照，才能有效地发挥自己潜在的创造力。其次是灵魂向度问题。中外那些被尊为经典的作家作品，其散发的永恒魅力，都是直面现实人生，直抵灵魂脉搏，即从现实中来，到灵魂里去。然而在这个时代，文学只有两个前途，一是迎合功利市场，生产没有价值的文化消费品；一是坚守文学品格，写也富有含金量的精品。选择后一种，就要耐得住寂寞，像严歌苓那样甘当加缪式的“局外人”，或曹雪芹笔下的“槛外人”。无庸讳言，海外许多华文作家，乐于充当世俗角色，甚至为了争名夺利而不惜牺牲同道中人为代价，如此下去，只会削弱自身灵魂的力度。至于大多数作品蓬松、缺乏灵魂向度，最重要的是未能找到现实的原点和精神的支点。其实，一个作家最后比拼的不是所谓形式技巧，而是人格魅力和精神境界。或者说，有创造力和具原创性的作家，必须强调内心的强度、灵魂的力度，才能在个人经验和复杂现实之间寻求契合，并在自己的表达中体验到对生活对历史的认知，对人性和爱的关怀。再者是审美情趣问题。面对网络时代，谁都可以踏进文学大门，谁都可以成为诗人作家，文学的门槛变低变俗了。对于海外华文作家而言，最忌的是“随风入俗”，即毫无情趣地跟随时代“屁眼”转来转去，失去审美趣味，甚至把自己毫不保留地交给流风时尚，其实，文学并非完全是时代随物，它有自己的审美意识和品格，尽管不可否认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曹雪芹生活在“万马齐喑”的年代，但《红楼梦》并非纯属时代产物。经典的作家都是个案，都是“异数”。意识到以上几点，海外华文写作就有可能呈现出世界文学所具有的精致与典雅之美，崇高与悲剧之美，庄严与荒诞之美，以及面对历史、现实和整体世界的美学品质，在世界文学的共性之中获得存在的可能。
从文学本体上看，海外华文文学应如何经典化，并在探索中自觉驱动华文创作走向更加理想境界的新天地呢？总体而言，应灵动地处理好民族性与世界性、本土性与多元性、现代性与普世性等方面的关系。在世界文学汪洋中，具有民族性的成分越多，各具特色的东西越多，文学的世界性因素越突显。即便是普适性的东西，如关注个人自由、生态文明，关注人的命运、生存状态，哪怕衔接着世界文学的主题，也应展示出不同的情调与韵律、不同的描绘与色彩。因此，无论是全球化或民族化，都无法单纯而径直地引领华文文学真正走向世界。一个世纪的文学发展历程已证明了这一点，真正的经典将跨越国界、超越僵硬的意识形态、超越狭隘的民族观念，并为全人类所共享。
与上世纪相似，21世纪所面临的仍然是人的问题。唯有写好人的存在状态和呈现其内心的精神依据，并呈示出一个作家所独有的艺术个性，这显然是海外华文文学面临的根本性问题。在全球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若能展示自己的优势，抓住母语不放，以一种世界性和开放性的眼光来审视、思考和把握各民族文学文化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类文学的未来，并以此为出发点，坚守自己的精神姿态，凭借自己的跨文化视野、丰富阅历、文化积淀，凭借出色的想象力，自信而从容，创作出具有独立性、独特性、独创性并蕴藏着深邃人性意味的诗性文本，达到所处的时代的精神高度和思想深度，为世界文学的未来“准备经典”就指日可待了。
但愿新世纪华文文学的经典，在更见丰盈坚实的艺术酝酿中像越飞越高的大雁，组成“人”字型的方阵，融入华文文学的知识谱系中，展现在世界文学湛蓝的天空……
参考文献：
[1][3] 参见庄伟杰：《文学的生命与价值》，《文学报》2010年8月19日 ，第7版。
[2] （英）安德鲁·本尼特、尼古拉·罗伊尔：《关键词：文学、批评与理论导论》，汪正龙、李永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42-4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