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土生土长的台湾人，1976年从台湾陆军步兵科毕业后，在台湾政治大学攻读企业管理并获硕士学位，1978年返回部队在金门前线当任上尉连长。1979年他受大陆<告台湾同胞书>和改革开放的影响，立志于北上求学，准备为民族建功立业，不甘于被浅浅的海峡所阻隔，冒着生命危险，运用自己游泳健将的本领，渡海投奔大陆，开始了在祖国内地的求学生涯，后又赴美国深造几年，学成回国，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出谋划策，才华横溢，贡献良多，深受国务院的器重，不久出任世界银行副行长，享誉海内外，实至名归。

2002年因父亲病故，林毅夫申请回台奔丧以尽孝，台湾当局以其“投敌”之“罪”在案为由不允入境。十一年后的今天，林毅夫再次要求回乡探亲，台湾方面依然强硬地拒之门外，军警当局居然说“林毅夫一上岸立即逮捕归案”，这种与两岸和平发展的大氛围极不协调的表现令人吃惊和难以理解。

林毅夫还乡这件事看似是一个人的事，其实隐预着两岸关系发展前景的好与坏，若是他能如愿以偿则说明两岸已经消除或大大降低了敌意，若是他再次被拒则说明两岸之间仍然缺乏应有的信任，难有进一步的发展，甚至还有兵戎相见的可能性存在。

四十多年前大陆之所以能够改“解放台湾”为“和平统一”，改封闭落后为改革开放，就是因为思想解放，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不唯书、不唯上、不唯群、不唯气候和波流。正是思想的解放和社会的开放吸引着林毅夫走上了叛逃北上之路。三十多年过去了，两岸关系和缓了，台湾当局却仍然惧怕于中共“统战阴谋”而不肯接受林毅夫，说明了台湾社会不够开放，还存在着许多旧的思想习惯，缺少一个类似于大陆的思想解放运动。

星云大师呼吁台湾当局要宽大对待对林毅夫，准其入境探亲。笔者认为，大师以一个佛界人士的身份，为台湾的未来发展着想，又设身处地从台湾当局的角度思量，使用了“宽大”一词，极为恰当。所谓“宽大”，在佛学意义上是“宽大为怀”，在人文意义上是宽容和容忍，在哲学意义上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相结合，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特殊情况做出灵活性的安排，对原本对立之人之物予以原谅、松绑和解套。宽大对待就是善待，善待林毅夫于于情于理总是正能量，只会给台湾当局加分。

林毅夫是投奔大陆，但不是“叛国投敌”。两岸是一中，不是国与国，说他“叛国”文不通、理不顺。对“投敌”之说也要分析，要看敌方利用他来做了些什么。当年林毅夫一上岸就向大陆方面表露了自己来求学的真实意愿，并非发表投诚声明、出卖秘密图纸之类。林毅夫事件实质上是台湾人民冲破海峡人为阻隔，要与大陆人民融为一体的事件，是反映历史进步的一个标志，绝不是什么“叛国投敌”。林毅夫敢于提出还乡申请，因为他有自知之明，问心无愧，没有做对不起台湾人民的事，台湾当局也心知肚明。

大陆对当年林毅夫投奔的处理方式无可挑剔，是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求，避免刺激对岸，改变了以往心理战的做法，不是大肆声张和渲染，而是低调处理、保守秘密，以至于台湾军方苦苦寻觅林毅夫达两年之久，最后以“林毅夫失踪”报案，情报之差劲和滑稽令世人忍俊不禁。大陆当局不断变革进取与台湾当局墨守成规的办事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是台湾方面可以参考借鉴的。

林毅夫的成功有大陆的一份功劳，也有台湾的一份功劳。台湾的教育中虽然有不少反共的不真实的东西，使林毅夫这代人感到厌恶，然而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教育在台湾还是占主要地位的，使林毅夫这代人从小就接受了“大中国”的观念，这才是林毅夫奋发的主要动力。国民党对林毅夫有培养之恩，大可不必为林毅夫还乡感到羞耻和尴尬。

林毅夫的还乡，不是封建时代达官贵人的“衣锦还乡”，但对台湾同胞来说称得上是“光彩还乡”。林毅夫还乡值得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