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走过了">年不同寻常历程的华文文学研究，总是在流动或变异状态中“旅行”，抑或说处于一种不确定性中渐行渐远。作为一个在发展中充满潜力的新兴学科，华文文学亟需努力深化和拓展的话题空间相当广阔，庶几已达成共识。进入新世纪以来，在不断演化中渐渐升温的华文文学研究，尽管至今尚未能产生具有结构性意义的变化和突破，但随着一批高水平学术成果和研讨会以及学术水准的不断提升，批评界和学术界似乎已意识到一个值得思考的关键性问题：即如何在更理想的拓展和深化中，建构属于华文文学研究的诗学理论空间。
基于以上思考，如果我们用数学公式把海外华文文学从整个世界华文文学中提取出来，那么，海外华文文学大致约等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互为比照观之，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发生、发展流程较长，几乎与中国现代文学的诞生相去不远；而远在西方现实时空中横冲直撞的北美、澳洲和欧洲华文文学发生的历史相对较短，且有待观望。看得出，前者处于亚太（东方）文化语境中，已伴随时光的流程逐渐积淀了属于自己的文学文化（本土）传统；而后者则完全置身于西方语境中，一切似乎才刚刚出发。从总体而言，不同地理时空视野中生发的华文文学，已逐渐形成了各自相对不同的文化内涵和特质。
同样的，倘若我们把东南亚华文文学喻为华文文学的“小联合国”，而把北美华文文学当成华文文学的“重镇”，那么，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则可视为构成海外华文文学不可或缺的主要部分。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地缘因素、地域经验、时代语境，尤其是华文作家自身知识结构、写作资源乃至文本书写形态等等因素使然，海外各地华文文学风貌和境况可谓迥然有异、差异互见，又各有千秋。诚然，人们将关注焦点更多的指向华文文学的“小联合国”和“重镇”，是无可厚非的，但放眼于特定的华文生态视野中进行观察和探讨，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自然不可忽略。毋庸讳言，自跨世纪之交以来，这两个地区的华文文学研究已初露端倪，但进展相对缓慢。譬如，从单篇论文等研究成果来看，2013年通过报刊杂志等媒体发表的有关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的文章数量并非令人满意。换句话来，这是相对平淡的一年。对此，我们不妨在回眸与巡视中，作一番描述式的检阅。
上篇：2013年澳大利亚华文文学研究扫描
2013年度海内外有关澳大利亚（澳洲）华文文学研究在整体上趋于平静，但批评家们力求克服各种条件的制约，在研究范围上或多或少地涉及到多重层面的思考。
印象之一：跨文化诗学的审视与阐释。十多年前以“多元语境中澳洲华文文学当代性解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选题的庄伟杰，本身有过留学经历并旅居澳洲长达十数年时间。作为华文文学的写作实践者和研究者，也是留学生／新移民文学崛起的见证者之一，他以这种“特殊身份”所具有的双重体验、双重感受所形成的双重视角，注重从问题所引发的思考，把现象批评、文本解读和诗学理论阐释的互为结合，在跨文化视野中对华文文学展开有的放矢的探讨和思考。有感于近年来学界对澳洲华文文学研究和关注度较为沉寂，本年度他将之前发表于纸质上的有关文章“二度”转发于目前颇具广泛影响的“澳华文学网”（www.aucnln.com旅澳女学者谭毅主理）上，出乎意料的是获得较多的点击率。在《忧郁与自恋——澳华新移民作家文本中两个基本母题巡视》一文中，作者认为，“澳洲华文文学格局的渐次形成，乃是一个特定族群的文化心理、或者说心灵史和命运意识的真实记录和精神镜像。澳华新移民作家们在实践、积累和传递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以母语，即把语言符号当作文化积累和传递的强大媒介和言说，使其符号化和物态化，展示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中。从澳华作家文本世界的表层结构深入到其文本深处的文化层面，透过忧郁与自恋这两个基本母题来考察澳华新移民作家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庶几可以窥见和检视澳华文学本体的文化特性。” 在《乡愁·性爱·死亡》一文中，则认为这是澳华作家文本世界里的三大母题。庄伟杰集中抓住五个母题，紧扣澳华作家的具体文本阐幽发微，从不同层面尽力体现出自身的体验性、感受性和想象力，透过作家们的文本（符号）世界，让人从中看到他们在表达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时最为集中的审美凝聚。当然，这还远远未能概括出澳华新移民文学，乃至澳华文学的全部实质。
饶有意味的是，庄伟杰的另一篇题为《澳洲华文文学的现实境遇与发展可能》，坦然直面现状，同时对澳华文学的未来书写与可能进行前瞻。提出并意识到澳华文学自身内部机制的运作要获得更有力的展开，作为写作主体的澳华作家，必须重新对自身生存境遇进行审视和反思。首先，澳华文学应寻求突破创作中的瓶颈，其次必须呼唤和重建原创性，再者应不断思考如何更好探求新路子新方式。然后，蓄势待发，以一种自觉意识参与澳华文学的“革命性”进程，如是方有可能为澳华文学带来根本性的变化和发展机遇。
印象之二：对文学批评的再批评。个别学者的学术视点还体现在对文学批评本身的极大关注，以及对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自觉追寻上。作为澳华文学界的一员，庄伟杰新近推出两部有关论著，其一是2013年昆仑出版社倾情打造的目前最为活跃的一批批评家的成果，即“中国新锐批评家文丛”十卷本。庄伟杰以《流动的边缘——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图景与阐释》作为文丛之一而跻身其中。其二是庄伟杰与著名学者杨匡汉合著的《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这两部著作“得力于著者的长期治学积累和庄伟杰本人的创作实践，如是才使海外华文文学诗学理论建构的前沿研究成果走向作家，走向文学大众”（古远清语）。对此，古远清、朱文斌、澳洲的何与怀等学者均就这两部书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朱文斌以《跨文化诗学建构的努力》[1]为题，对庄伟杰的《流动的边缘》进行切中肯綮的评述，文章从“跨文化视角的观察与反思”、“立足于边缘的感悟与思考”和“多维比较方法的阐释与运用”等三个角度，准确而到位地对庄伟杰的“跨文化”华文文学研究予以归纳和总括，认为作者“从自身的生命体验、主体意识和诗性思维出发，力求探究海外华文文学的存在及其意义，不断发掘其中的文化和美学内涵，将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较好地结合起来，体现了一种诗学建构的努力”。何与怀在推介此书时认为，作者主要以处于中西交叉边缘地带的海外华文书写作为批评和研究对象，探讨和思考多元文化背景与跨文化语境中，海外华文文学的精神图景、诗学建构和前沿问题，既有批判性评析和梳理式的探求，也有诗人作家个案的跨文化解读。作为“海归”的两栖写作者，作者自称为“边缘人类”，无论是创作实践还是批评研究，更倾向于以边缘的立场看问题，主张反抗流俗、拒斥媚俗的姿态，使之建构出独特的观察与思考方式。[2]古远清在评论《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辨》时，则开宗明义地指出，这是“海外华文文学诗学建构的开山之作”[3]。以上三位学者不约而同地抓住“诗学建构”这个关键词，从不同视角切入，对两部论著进行不同程度的再评述，可谓是批评之批评。两部论著能引起海内外同行的热切关注和评论，说明在同行内已引发较大的反响，从另一角度则反映了澳华（海外）文学已拥有了自己的批评声音。
印象之三：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作为独立于中华文化母体之外的边缘性另类文学景观，与海外其他地区的华文文学一样，澳华文学基本上已构成为独立自足的“第三文化空间”，但作家们的“自主性写作”本身是很私人性的，一旦公开发表，又必须进入公共性的视野。这不仅为华文文学研究者带来了诸多的思考与视角，也驱使我们应该站在一定的理论高度梳理和探析华文文学。在这方面，对作家作品的个案解读尤为显得重要。由于近年来对于澳华文学界自身来说，似乎处于沉闷期，因此对作家作品的个案研究也显得特别平静。从斜缝里杀出的澳华双语作家欧阳昱，在本年度是值得关注的案例。杨邪、张丽丽分别撰文给予较高评介。杨邪通过阅读和梳理欧阳昱系列作品，认定他从中国去澳大利亚定居，即从中文语境进入英文语境，做了一位“每天都要操汉语和英文”的双语作家。同时以“在场”的创作方式，把自己与其他作家区别开来。因为欧阳昱的创作，一直在拓展着文学的疆域。评文虽是印象式的探析，却从欧阳昱作品中撷取了“几个标本”，结合作家的身份意识作了颇为适当的论述，呈现出欧阳昱身为诗人、小说家和翻译家这三个颇具意味的形象。张丽丽则从后殖民角度解读欧阳昱第二部自传体小说《英语班》[4]，从中发觉到这部小说再现了边缘人视角下的中国和澳大利亚。认为游走于两种文化之间的作者，既看到其父语文化的语言霸权与排外倾向，又看到其母语文化的全盘西化与自我殖民倾向，兼对二者给予大胆的批判。而且指出这部作品表现了海外华人在逆境中求生存的意志以及海外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重要的是，通过异化书写，作者借助西方语言发出中国之声。
值得一提的是，暂居澳洲的中国学者吴中杰，在解读澳华老作家沙予的随笔杂论集《海角闲话》时所写的《海角钓翁的故国情怀》[5]一文。该篇虽为序文，却以娓娓道来、绘声绘色的笔调直抒已见，发出知人论世之意。吴中杰指出，沙予不写大题目的政论，但其文却有政论的锐利性，其“征引之丰富，考辨之细密，说理之透彻，却非一般学术著作所能及。”看似一种阅读感受，实则富有真知灼见。
印象之四：访谈交流与自我观察。创作者与研究者通过访谈、交流或展开学术对话，本身就是一种沟通、一种意会、一种心灵呼应，这种方式常常可以带来创作与批评的互动乃至彼此促进。本年度，江少川对旅澳作家庄伟杰的访谈，本身就是一场诗学对话，颇为耐人寻味。江少川是一个善于提出问题的学者，全文围绕着“庄伟杰的五度空间”[6]，通过多角度多层面构成的对话，呈现了庄伟杰在诗歌、散文、评论、散文诗及书法五度创作空间里驰骋的写作经历、心路历程、美学追求乃至生命姿态。如此灵活的对话交流，对于深入研究作家作品，了解华文作家在海外的生存境遇，认识海外华人的流散性写作以及潜藏其中的文本经验、价值取向和文化精神，具有特殊启示意义。
此外，李尧对汉学家周思的评价，则把视线放开到澳洲非华裔作家身上。从某种角度来说，周思也可视为非华人的华文作家，更是一位出色的中英翻译家。李尧透露，作为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周思熟悉中国也喜欢中国，在他已出版的7部长篇小说中，有4部与中国文化、历史、现实生活有关。这4部著作分别是：《长安大街》(Avenue of Eternal Peace, 1989)、《黑玫瑰》(The Rose Crossing,1994)、《红线》(The Red Thread, 2000)、《本来面目》(Original Face,2007)。周思之所以把自己的兴趣、热情、目光和笔触投向中国，是因为他与中国有着深刻的历史渊源。“为了扩大中国文学在当代世界的影响，尼古拉斯·周思一直关心、支持把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到世界的事业，他自己也翻译过中国作家的作品。”[7]当然，周思偶尔也用中文写作。作为当之无愧的中澳文化交流使者，在他那里其实存在一部分值得华文文学研究界讨论的话题。
诚然，作家的自我观察和反思，同样可以为我们理解和把握海外华人作家的生命意识和追寻历程，提供一份精神参照。欧阳昱的《自我殖民的观察与思考》[8]一文，以一个长期居外人士的目光，从日常生活中，包括穿衣戴帽、命名、婚嫁、节庆、名字翻译、建筑、写作及英语学习等各个方面，尤其是出自中国作家和海外华人作家之手的作品，充分说明进入新世纪之后的国人，自觉而又自愿地进入了自我殖民时代。的确，这是一个值得关切和讨论的现象。欧阳昱在另外两篇文章[9]中，或讨论了澳大利亚自1960年代以来的7本文学史中对华人、华裔文学的评价，从中也窥见到中国文学对澳洲文学的影响；或讨论了新西兰近百年来几家重要文学杂志对中国文学，特别是中国当代文学，新西兰本国华人作家英文书写的介绍，以及中国文学以何种方式和途径进入新西兰的文学杂志。应该说，这两篇带有考察文化交流特点的文章，为我们挖掘出一些鲜为人知的历史资料和文化话题，也为我们探讨所在国华人写作与中国文学以及当地主流文学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研究可能。
下篇：2013年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略述
谈论欧洲华文文学，是一个令人棘手的问题。在欧罗巴这片大陆上，华人作家流散分布于不同国家和地区，而且良莠不齐，优秀者极其优秀，一般者相当一般。如果我们观察海外华文文坛，不止局限于用华语写作的华人作者圈，将非华人用华语写作者，包括用母语中文兼用外文写作者，以及只用外文写作的华人也纳入谈论范围内，那么可以讨论的话题就相当丰富，当然也异常复杂。一旦打破这种界限，海外华文文学研究的学术空间无疑是相当广阔的。鉴于欧洲华文文学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本文拟站在更为开阔的视野，对2013年欧洲华文文学研究作一番简略的描述。
略述之一：特殊案例的特殊审理。基于前面的考虑，我们不妨将以双语写作而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华人作家高行健，以及常常用中文写作的非华人作家（或称汉学家）顾彬这两位在华文世界中备受瞩目的焦点人物，作为特殊个案来加以观照。在本年度，旅居海外的著名学者刘再复撰写的《驳顾彬》[10]一文，堪称是对批评的再批评，也构成为华文世界一个引人关注的重要事件。刘文从“给‘欧洲愤青’一个必要的回应”、“践踏两种学术的基本品格”、“搬用低级的‘妇姑勃谿’斗法”、“以妄言代替事实的精神变态”、“值得研究的‘精神浮肿病’案例”等五个方面批驳顾彬曾经抛出的种种针对中国文学的言论，譬如“垃圾论”等。全文语气之尖锐、怒气之激愤、文气之躁热，堪称语带锋芒，气势逼人，极尽讽刺辛辣之意味，类似一篇“战斗檄文”。文章结尾如是说：“今天我打破二十四年的‘不争’，不得不言，乃是因为顾彬太嚣张，他如此践踏中国的文学赤子与当代文学的整体成就，竟无人吭声，不仅听之任之，而且吹之捧之。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既然打破沉默，我就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尊严，为了高、莫（指高行健、莫言，笔者注）这两位杰出的人类之子，我准备付出一些时间与笔墨。”实话实说，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刘再复的这份特殊情结，即对于中国当代文学的呵护和对高、莫两人的称赞所体现的人文情怀，也十分理解他的心绪和意向。但是，对于顾彬，无论是把他看作是非华人的华文作家也好，还是当作海外汉学家也罢，首先作为一个非华裔人士，他对汉语的热爱和精通，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关切或者批判，应该说也包涵着德国式的理性气质，但其精神和勇气应是值得称道的。因此，即便其言论常常过于偏激乃至固执己见，也是情有可原的。如果说对于中国当代文学和高、莫两位大作家，作为同是华人的刘再复是“爱之深”，是充满自信心；那么作为非华人的顾彬可能是“恨之切”，又爱恨交加。如是，对于顾彬的怀疑意识、批评态度，乃至无所禁忌的坦言，无论善意或恶意，只要不侵犯到我们的人格和尊严，其实完全可以宽容之、包容之，如是方能泰然自若，从容面对。
高行健无疑是整个华文世界乃至世界文学中的一个独特个案。作为第一个华人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份殊荣是无可争辩的事实。刘再复多年来一直为其鼓与呼，并极其欣赏和赞美。他自言：“我本身是个写作者又是个思想者，对‘思想’和对‘语言’都有感觉，二三十年来，我被高行健打动的正是他的思想与他的语言。但能进入我心灵深处的，还是他那抵达当下世界精神制高点的新鲜思想。”正因为如此，刘再复以自己的阅读体验深有感触地说：“我读高行健时常为自己的同胞兄弟而自豪，因为他让我看到，终于有一个华人作家、艺术家，走上历史舞台，超越‘中国视野’，真正用全球的眼光与普世的情怀观察与讨论当今世界的困局，而且在那么多的领域中提出那么多新鲜的思想。”[11]可以说，在刘再复的心目中，高行健是一个作家、艺术家全才。他不仅在小说、戏剧、绘画乃至电影等文艺领域不断创新，而且始终追寻文学的真理，不断走向世界精神价值创造的高峰，为我们提供了极其丰富的思考与作品。面对这样的独特个案，永远有谈不尽的话题。相形之下，反观当下的学界和批评界，应该说我们的研究还远远不够，也远远不足。
另一位学者林岗在《通向自由的美学》[12]一文中，同样以高度的赞赏评价高行健。他认为，高行健的文学“没有主义”论终结了文学与主义、政治结缘的文论传统。他重申文学的“自性”，拒绝任何主义和意识形态对文学的“占领”。他将自由与逃亡紧密联系在一起，以逃亡为取得自由的不二法门。他主张疏离主义、政治和市场，这并不是恐惧和懦弱，不是放弃文学的责任，而是要为写作获得实实在在的自由。林岗特别强调，高行健的文学观念体现了他对现代文学历程及其灾难的深刻反思，开启了后革命时代对文学的新理解。或者说，高行健的文学观念上接古老的庄禅智慧，在“后现代”的社会情境下融入新的内涵和质素。
略述之二：有关作家作品的评论。旅居欧洲的华文作家，大大小小起码达数百人之众，值得关注和讨论的作家起码有数十位，除了像高行健、杨炼等重量级诗人作家外，还有像虹影、赵淑侠、林湄、刘索拉、遇罗锦、郑宝娟、韩素音、吕大明、山飒等引人注目的女性作家，以及个别新老移民诗人作家，如程抱一、熊秉明、余心乐、熊式一以及之后的章平、丘彦明等。然而，2013年度学界对欧洲华文文学研究相当平淡，好在有媒体评论包括网络评论的推波助澜。虹影，作为一个备受争议的女性作家，一直以具有文字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的跃活姿态自如出入于海内外文坛，并与严歌苓、张翎一同被誉为女性海外华文文学“三剑客”，堪称是海外华文世界的一个文学奇迹。2013年度她推出的首部自传体散文集《53离别——一种自我教育》（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年6月版），以及全新修订本《虹影精品集：小小姑娘》（安徽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媒体和网络评论不断。据说后者以30多种文字70余版本问世，既有张悦然、崔卫平、荒林等的深度解读，还赢得刘再复、白桦、陈福民、李洁非等学者的极力推荐。陈福民认为，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来看，我们会把虹影划分到海外华文文学界，作者现在海外华文写作成就非常好，9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形成了完整人生观世界观的一批人走向世界以后，他们对海外华文写作的一种冲击，和从两地两域两种文化的对接和碰撞当中，再返回大陆，它所提供的文学经验，跟以往是完全不同的，在这个方面，90年代以后的华文写作，对于中国大陆的写作，是一个贡献。[13]止庵则评价说：“从力度上，《饥饿的女儿》更强一些，但是从技巧上，《女儿女花》比《饥饿的女儿》更好些，《好儿女花》的剪裁、编排、伏笔，都是不慌不忙展现，这是虹影在写作技巧上最好的一本书。不太适宜匆匆一翻，更适合慢慢阅读。”[14]
另外，钱虹对旅法女作家吕大明的散文艺术追求颇为欣赏，并用“唯美与优雅”、“诗意和美感”论述了吕大明散文与中西文化文学的关系，认为其散文属于一种中西荟萃、精致典雅的“文化散文”，不仅将学识、典籍、文学、异域风情和人文关怀融为一体，而且在向西方艺术有所借鉴的过程中，用华语创造出一种崭新的散文体式和格局。[15]
略述之三：华文传媒与传播的考察。对海外华文传媒的历史与现状的关注和考察，也应是华文文学研究的题中之义。以笔者个人在海外的切身实践和体会来看，从大的方面说，华文文学、华文教育和华文传媒三者本身就具有内线互联的关系。正是这三者共同构成为海外华人文化的“金三角”，或者说共同架构起在海外传承中华文化的立体空间。从小的方面说，华文文学与华文传媒之间的紧密互动和交相互映，一方面可以为华文文学开辟阵地提供展示的平台，另一方面则可在连结中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起到切实的推动作用。许多海外华文作家，常常是从当地的华文传媒出发或起步的。且不说在海外创办的华文文学类报刊，即便是新闻报刊，正常情况下都开辟文学副刊，无声地记录着时间碾过的痕迹，驱使一个个鲜活而灵动的文学精灵，在异域时空中闪跃，并汇聚成一幅幅在多元语境中用母语定格而映现的海外华人的精神图景。由是可见，编一部海外华文文学史，如果缺少对华文传媒包括编辑这一环节的考察和观照，恐怕难以完整而立体地描述华文文学在海外的生产、传播乃至产生影响的过程。许燕在本年度发表的《欧洲华文传媒的历史与现状》[16]一文，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该文从“印刷媒介起伏跌宕”到“电子媒介次第生花”直至“全球协作联动”，循着时序线索考察分析了欧洲华文传媒自清代中末期发生，逐渐出现了报刊纸媒为主体的印刷媒介，再到华语广播、电视传播、华文网络等电子媒介工具的应用与发展，并对九十年代末欧洲华文媒体出现全球协作化趋势展开讨论，从中发现欧华媒介传播无论是传播目的，还是传播范围均发生明显的变化。如此不断地叠加和丰富的曲折进程，使之渐渐成为海外乃至全球新的华文信息传播中心。
并非尾声的结语：一种反思与观望
以上就2013年澳洲及欧洲两大地区华文文学研究所作的印象扫描式的概述，仅局限于笔者的阅读范围，可能还有个别相关研究成果尚未涉及到，甚至有挂一漏万之嫌。然而，大体上综观这个年度海内外对两者的研究文情，尽管没有我们所期待的热闹非凡而略嫌冷清。但在平常之中仍呈现出些许亮点。既有宏观把握与微观分析有机结合进行跨文化诗学的审视与阐释，也有通过访谈对话交流和自我观察以及从文化交流层面展开讨论的新话题，更有特殊案例展开特殊审理或对批评本身进行再批评的新颖见解。而对具体作家作品的评论虽然有之，却显得过于零星也嫌单薄。毫无疑问，这些既给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带来了某些积极因素，也可能因为资料的匮乏及缺少新的发现，未能加以更理想的观照和拓展。当然，不管是海内还是海外，不同的研究视角和讨论程度，对两个洲际的华文文学多少还是投入了热情和关注，也为华文文学理论批评带来某些启示意义。可见，唯有更加清醒地意识到其中存在的问题，才有可能做出新的尝试，并在探讨中逐步走向深入。
其一，应走出误区寻求新的话题。某些学者认为海外华文文学存在着双重困境，即创作上与批评上出现严重困境。此论对否，暂不置评。毋需讳言，海外华文文学在发展、流变和现代性转换的过程中经历了风霜雨打，又因分布范围广而存在发展相对不平衡的现象。但放眼海外华文世界，只要我们打开五官感觉，洞开宽阔的视野，走进幽深的历史，注视流动的此在，就会发现，值得我们探讨和研究的话题异常丰富而且姿彩万千。如果我们拓宽思维视域，扩大关注群像，打破现状界限，扩展研究疆域，把审视焦点从只用华语写作的群体延伸到双语作家及只用外语写作的华裔作家，包括那些用华语写作的非华人作家都囊括在内，值得研究的作家作品是相当惊人的，甚至可以开列出一串长长的名字，从而发现海外华文文学在不同的诗意空间不断延伸着。因此唯有在观念上走出潜在的“误区”，才有可能发现新的问题。其实，“生活中到处都有美，只是我们的眼睛缺少发现”（罗丹语）。把这句话的对象置换成海外华文文学，同样是适合的，而且意味深远。
其二，应打破边界扩大研究范围。对包括澳洲及欧洲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其范围除了包括作家作品、文学思潮、社团流派、华文传媒、文学史构想、批评之批评及有关文史资料搜集整理等方面，还可以探究作家的生存史、心灵史和精神史，经典文学文本的解读、文学生产机制的形成、文学的现代性转换乃至文学文化交流、华文教育等相关的话题。然后，逐步建构华文文学自身的诗学理论体系。纵览2013年度的研究成果可以看出，尽管在某些方面已有所涉及，但整体上乏善可陈。因此，打破传统的研究边界，尽可能扩大研究范围，才有可能派生出新的学术生长点。
其三，应灵活驾驭提升研究质量。海外华文文学是一个有别于台港澳文学的特殊群体，是独立于中华文化母体之外在域外生成的边缘性另类文学，庶几已形成了独立自足的“第三文化空间”。甚至可以说，它是在超越了语言、族群、宗教、社会和国家体制后的多元混合体。因此，混杂性、流散性、多元性、边缘性、自主性等元素便构成其特殊的文学文化地图。所有这些，在无形或有形之中给华文文学研究提供了多种可能，也提供了诸多丰厚的学术资源。由是，对华文文学研究既可以从文学本身出发，也可以从文化学（跨文化）视野审视。譬如比较方法的运用、文化研究视角的引入，事实已证明其有效性。还有用传播学、形象学的方法，或从交流史、文化史的角度作为切入点，同样可以获得成效。当然方法是可以灵活调动的，方法并非是既定的。假如我们采用宗教、伦理、美学、心理学、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甚至充分调动政治、经济、市场学包括现代科技网络的有利条件，对华文文学在海内外的传播与接受进行多层面、多样化和多种方法的解读和探究，相信在这片广阔的空间里是大有可为的。
当然，海外华文文学学术队伍尽管有增无减，也和盘托出一批学术成果，但总体力量还较弱小，整体研究上相对薄弱的环节尚未得到明显改观。例如2013年度对澳洲及欧洲华文文学的研究只是零星散落，而且在研究质量上也有待进一步提升。这是当务之急。
至此，似有言犹未尽之感。笔者想重申的是，讨论文学或研究作家作品，最好能重视不同语境中作家的主体意识和角色差异。事实的存在表明，不同作家书写文学生命形象，其情感体验和角位定位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具体地说，在现当代汉语（华人）作家中，有三类创作主体应当值得重视。一是中国本土作家，二是台港澳作家，三是海外华文作家。譬如同是对中国形象（经验）的塑造和书写，置身于不同时空和文化语境中，加上作家自身的生存境遇和生命体验等因素使然，这三类作家展现的文本形态是迥然有异的。流散海外的华人作家，无论是入籍或旅居，这个写作群体都怀有一份剪不断、理还乱的文化（原乡）情结，或者对祖籍国怀揣一种深沉复杂且难以言喻的意绪。他们笔下流露和书写的中国形象或呈现的中国经验，不仅与台港澳作家有诸多异同之处，同时也有别于所在国的读者观众对中国所生成的“他者”形象。可以断言，这是个特殊的创作群体，其中所传达的是来自异域的另一种特殊的声音，并在某种意义上为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发挥了先声作用。对此，笔者想强调的是，包括澳洲及欧洲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亟需我们开发和值得我们研究的东西实在是太多太丰富了。我们期待着更多的清醒者和智者，在今后的学术之路上，寻找更多的新问题新方法新思路，沿着前方大胆探险，在跨文化视野中不断发现新的资源，拿出更具学术含金量的研究成果，共同推动和促进海外华文文学创作与研究走向更加坚实的台阶。
2014年仲春于国立华侨大学
参考文献：
[1] 朱文斌：《跨文化诗学建构的努力——评庄伟杰〈流动的边缘——海外华文文学的跨文化图景与阐释〉》，《海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11期；又载《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八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另见《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副刊2013年8月17/18及8月24/25日连载。
[2] 何与怀：《庄伟杰及其批评论著〈流动的边缘〉简介》，《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副刊2013年1月26/27日。
[3] 古远清：《海外华文文学的诗学建构——评〈海外华文文学知识谱系的诗学考辨〉》，《文艺报》2013年10月25日。
[4] 杨邪：《几个标本，一柄标杆——欧阳昱诗歌与小说印象》；张丽丽：《在边缘的边缘表现自我——欧阳昱小说〈英语班〉的后殖民解读》，《华文文学》2013年第2期。
[5] 吴中杰：《海角钓翁的故国情怀——沙予〈海角闲话〉序》，《澳洲新报》澳华新文苑副刊2013年6月22/23日。
[6] 江少川：《庄伟杰的五度空间——旅澳作家庄伟杰访谈录》，朱文斌、王晓初主编：《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第八辑，安徽文艺出版社2013年版，第276-289页。
[7] 李尧：《尼古拉斯·周思：中澳文化交流的使者》，《文艺报》2013年5月24日。
[8] 欧阳昱：《自我殖民的观察与思考》，《华文文学》2013年第2期。
[9] 欧阳昱：《澳大利亚英文文学史中对中国文学和华人作家的评价》、《新西兰文学杂志中的中国文学》，此两文出处同上。
[10] 刘再复：《驳顾彬》，《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
[11] 刘再复：《世界困局与文学出路的清醒认知——高行健〈自由与文学〉序》，《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
[12] 林岗：《通往自由的美学》，《华文文学》2013年第5期。
[13][14]京东商城官网https://item.jd.com/11258992.html
[15] 钱虹：《唯美与优雅：旅法女作家吕大明的散文艺术追求》，《华文文学》2013年第1期。
[16] 许燕：《欧洲华文传媒的历史与现状》，《华文文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