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何谓“域外汉字文化圈”，它与海外华文文学有何关联？进一步说，既然是域外，那么其圈内汉语文学是否属于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有何异同？把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链接互动，我们能获得什么资源和启示？另外，在通常情况下，一提起“海外华文文学”，人们一听就明白这是指在中国以外的用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既如是，为何学术界还有“世界华文文学”、“域外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全球华文文学”、“海外华人文学”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出现呢？这又是一个令人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关键词：域外汉字文化圈;海外华文文学;异同辨析

一、关于“域外汉字文化圈”

       何谓“域外汉字文化圈”，它与海外华文文学有何关联？进一步说，既然是域外，那么其圈内汉语文学是否属于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它们之间有何异同？把域外汉字文化圈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链接互动，我们能获得什么资源和启示？

       倘若我们以汉语写作来整合维度，将古典的文言书写纳入探讨视野，就会发现华文文学（汉语写作）作为一种跨国越界的文化交流活动，已经被历史所证明。据传，“从周代开始具有书面文献和文学传统的主导语言的‘雅言’形成，决定了周边接触语言的同化趋势，决定了东西大陆持久扩展的‘汉语化’历史潮流。”^①随着历史的进展和中国版图的扩大，尤其是汉唐时代，陆上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中外无论是物质层面还是精神层面，包括民情风俗和制度文明诸多方面，都出现过跨国界、跨民族、跨文化的对话和交流。日本、朝鲜（今朝鲜和韩国）、越南等皆属中国的近邻，从地理位置与文化渊源上来说，这些邻国都与中国有着亲密的关系。日本、朝鲜在本国文字形成之前，由于深受中华文化的影响，一直使用汉字，与中国共同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直到上世纪西方势力入侵，朝鲜的汉文写作才逐渐消失，但其文化仍与汉文化密不可分，并留有大量丰富的汉字文学作品。时至今日，中国书法在日、韩依然十分盛行，堪称香火犹在，即以“文房四宝”为媒介工具的汉字书写并未消失。中国称书法，日本叫书道，韩国谓书艺。皆是以方块字书写的一种艺术形式。由是观之，倘若没有汉字和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的传播，亚洲特别是东西与东南亚的历史将会是怎样呢？这个被世人称之为“东方文明”的广大区域今天又会是怎样呢？那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可见古老而神奇的方块汉字既是中华文化的核心，又是东方文明的象征。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汉字文化圈曾出现过五次扩大期，^②并与中国文学和书法艺术思潮紧密相关，遥相呼应。第一次汉字文化圈扩大期，是汉字文化输入朝鲜半岛。传说殷商灭亡之后，箕子前往朝鲜。俗语道，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文字和文化。如果这是事实的话，中国文字应在商末周初就已传至朝鲜。汉武帝登基之后，朝鲜半岛上的百济、高丽、新罗诸国，全面吸收中国汉字文化。公元四世纪，百济国博士高兴以汉文修成百济史《书记》；高丽建国之初起即用汉文撰修本国史籍；新罗在南北朝时期，就以汉文撰写国史。直至公元935年，高丽国统一了朝鲜半岛，在初时、中叶、晚期创作的汉文诗已达到很高的艺术成就，中期还产生了汉文诗人“海左七贤”之现象。至李成桂推翻高丽王朝，改国号为“朝鲜”的李氏王朝，朝鲜文学中的汉文诗及散文等，依旧继续发展。

       第二次汉字文化圈扩展期，是汉字文化在日本登陆。汉字文化何时传入日本，现在难作定论。相传应神天皇十五年（公元284，晋武帝太康五年），阿直济自百济东渡，日本皇子稚郎子从之学。阿直歧推举王仁，次年王仁至，进《论语》十卷、《千字文》一卷。有人据此作为汉字文化传入日本的开始。但传说秦始皇末年，徐福即率领大量男女东渡日本；以后汉人东渡日本者络绎不绝，并与日本先住民族融合，此等人中有汉字文化修养者甚众，所以汉字文化在日本登陆的时间应该早于公元284年。自从汉字传入日本后，影响所及范围甚广。善于学习和吸取的日本人，便借用汉字来创造自己的文字即日文。日本现存最大的史书《古事记》（712年）和《日本书记》（720年），用汉字和汉字音作音标所写的日本语夹杂而成，所以称为“准汉文”。用汉文写作历史的流风，一直延长到德川、明治时代。日本一些学者说中国、日本是“同文同种”（均属黄种人），这是有根据的。不少日本文学作品，都和汉字有关。日本写作汉诗文的代有其人。日本的汉字书法（书道）是日本文化中的“四道”之一，别有风格，与中国书法形成了相互映照，甚至有“双峰并峙”的态势。

       第三次汉字文化圈扩大期，是汉字文化先后扩展到今天的越南、柬埔寨、老挝等东南亚诸国，包括泰国、缅甸、菲律宾、马来半岛、文莱和印尼等。唐代时就有许多越南人能熟练地使用汉语，汉字书面语已广泛使用。自近代历史以来，越南的汉诗汉文写作，更是不胜枚举。第四次汉字文化圈扩大期，是随着中国人漂泊过海远涉重洋，流散海外，便扩延至欧美等国。正如1745年伏尔泰在《人类思想史新提纲》中认为的：“当你们作为思想家来学习这个星球的历史时，你们要首先把目光投向东方，那里是百工技艺的摇篮。”同样的，西方许多文学家艺术家、学者等对汉字文化十分推崇，并从中获得许多启发。尤其是以汉字书写的书法，“所展示的线条艺术便引起西方艺术家的极大兴趣。无论是前后期印象派的初露端倪，还是野兽派马蒂斯的勃勃兴致，对书法中内涵韵律的青睐、认同和领略，已成为一份美好的历史记忆而存照。艺术大师毕加索对中国书法更是情有独钟，认为这是抽象画的祖先。他还曾扬言，如果他生在中国，一定不是画家，而会是一个书法家。于是，西方抽象派的部分画家从中国书法里获得了启迪，并将画面表现为线的运动，且美其名为‘书法绘画’。可见中国书法艺术对世界的影响和内在潜力是不言而喻的。”^③

       第五次汉字文化圈扩展期，乃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从中国两岸四地出国的留学生、新移民，他们远赴欧美澳甚至更偏远的西方等国家，许多文化人在域外依然从事汉语写作，形成了各自的阵容和格局，使华文文学在海外获得了史无前例的空前发展，为在西方传播中国文字文化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它们与东南亚某些远离中国大陆的地区一样，逐渐形成为移民型或侨民型的“汉字文化圈”。

在历史上，汉语言文字在世界各地所起的作用的确令人刮目。尤其对邻国即汉字文化圈内的影响更是有目共睹。有些域外汉语作家，甚至在中国产生过影响，如朝鲜时代华文文学的奠基人崔致远的诗歌曾被《全唐诗》收录。清代学者钱谦益的《列朝诗集》曾收录朝鲜作家43人，日本作家8人。光绪年间，学者俞樾应邀将日本诸家汉诗集汇编为《东瀛诗选》正编四十卷，补遗四卷，共收诗人548人，诗作5297首，并撰文《东瀛诗纪》予以评论，成为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佳话。^④而十四世纪日本的禅学盛行，禅家曾把华文诗文修养作为禅僧的必备条件，可见华文诗文之盛况。总之，从历史上看，中国古典文学对日本文学、朝鲜文学的影响是直接的、巨大的。《长恨歌》对《源氏物语》的影响就是例证。而作为日本华文文学和朝鲜华文文学来说，最早的当属古典华文诗歌和古典汉语小说了。前者有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日本汉诗新编》（1985）。后者有朝鲁研究院集体编辑，在台湾出版的《韩国汉文小说》（九卷本，1982）。^⑤

      由于长时间的侵染，加之中外之间的各种包括文化在内的交往对话，汉字文化的辐射以其独特的魅力穿越疆域，证明和显示了中华文化无论是对同在汉字文化圈的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家和地区，还是在西方的部分国家都曾产生过影响并发挥重大的作用。只要我们回溯人类文化历史的流程加以考察，就能感受到古代域外所形成的华文文学的氛围，据说，在19世纪中叶以前，汉文学甚至在汉字文化圈内范围的国家享有主流文学给予的相应地位。直至今日，尚有一大批从事汉学的学者，甚至能以华文自如地撰写学术论文。而域外华文作家则古已有之，主要致力于传播自身的文化。诚然，古代域外的华文作家因受种种客观条件限制，毕竟属于少数。进入二十世纪之初，远赴东洋（日本）留学的许多中国文化人在当地积极从事文学艺术等活动，创作了不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产生过影响的优秀作品。如文学大师鲁迅的部分作品、郭沫若的第一诗集《女神》、郁达夫的长篇名作《沉沦》，还有徐志摩等著名诗人作家早期创作的一些作品，都是日本期间完成的。二十世纪80年代赴日留学的文化人，也生产出一批华文文学作品。如女作家蒋濮的《东京没有爱情》、《东京有个绿太阳》等一系列作品，在留学生题材上均有新的开拓，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当我们回眸巡视中西人文历史，我们发现，方块汉字在人类文字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与世界上其他文字相比，不仅独树一帜，而且独具文化魅力。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古巴比伦的楔形文字、古印度的哈拉本文字，在历史的流程中已先后消失，而今只留下残片遗迹或成为一份古老记忆陈列于博物馆和遗址中。唯独汉字未曾中断，世代延续，日益显示出强劲的生命活力，哪怕是人类进入计算机时代以来，依然闪烁着神奇的魅力。今天，当我们看到韩国、日本和东南亚乃至海外其他国家的唐人街上那些商家店铺触目皆是方块汉字，看到海外华文报刊媒体依然频频亮相进入人们的视野，看到一批批以华文（汉语）写作的海外作家和作品纷纷结集出版，看到海外汉学的兴起和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大、中学校开设汉语课程，一种自豪感和亲和感油然而生。所有这些，充分验证和表明，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时代，古老的汉字重新焕发出青春活力，展示出盎然的生机。那么，域外汉字文化圈的华文文学曾经有过的辉煌和繁荣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呢？它与整体的海外华文文学有何必然联系，或者说有值得我们探讨的必要？是否应把汉字文化圈的域外汉语文学引入华文文学的研究视域呢？诸多生发的问题随着汉字文化圈的扩大，确实有着值得我们思考的地方，无论从写作主体的文化身份或者从华文文学的研究视域看，还是从中外文化交流的视角看。对此，著名学者陈辽在《汉字文化圈内的域外汉文小说》一文中提出，为加强域外汉文小说的研究工作，应从资料的收集出版、小说研究的各种角度和文化交流的视野三方面拓展空间。因为在朝鲜，汉文小说总字数在1000万以上，日本汉字小说则达数十种，越南汉文小说也达数百万字。整理、出版和研究这些域外汉文小说，无论其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以至加强我们同周边国家的友好合作，都有着极为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二、关于“海外华文文学”的命名

      众所周知，在通常情况下，一提起“海外华文文学”，人们一听就明白这是指在中国以外的用汉语书写的文学（作品）。既如是，为何学术界还有“世界华文文学”、“域外文学”、“华语语系文学”、“全球华文文学”、“海外华人文学”等一系列相关的概念出现呢？这是一个令人值得深思和探讨的问题。

        “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称谓和概念，在学术界或知识界，最初是由国内的学者陈贤茂等率先提出的。陈贤茂还因此而主编一套堪称大部头的《海外华文文学史》（四卷本。厦门：鹭江出版社1999年版），这是迄今为止海内外学术界最全面也是颇具代表性的评介海外华文文学的文学史著作。在这之前，即1988年的《香港文学》（总第42、43期）杂志上，他就撰写一篇题为《海外华文文学的定义、特点及发展前景》的文章，并明确指出：“在中国以外的国家或地区，凡是用华文作为表达工具而创作的文学作品，都称为海外华文文学。”时至今日，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界依然继续沿用这一概念，包括在日常交流当中。尽管对“海外华文文学”这一命名和定义，一直以来都有创作者和研究者提出质疑乃至争议。究其原因在于：一是用语种来命名“海外华文文学”有诸多局限性，也无法把海外华人创作的非汉语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二是用“海外”来界定似乎与“海内”有内外之别，也不在同一平台上，这集中体现在所谓“主流”（中心）与“支流”（次中心）的分歧上。然而，至今学界尚未能找到更合适更贴切，也更能让人认同和接受的称谓（概念）来界定它——指在中国本土以外的华文文学。另外，必须说明的是，这里的“海外华文文学”还特指华文新文学，即在中国“五四”文学运动影响下诞生的白话华文文学。一般来说，只有移民海外的华人及华裔倾向于用母语（汉语／华文）写作，因而大体而言，海外华文文学作品绝大部分是海外华人所创作。海外华文文学与华人移民的关系密不可分。^⑥

       散居全球各地的华人移民，离开母土之后遍布于世界各个角落，从这种生存状态可见华文文学本身是一种跨域越洋的流散现象，也是一种带有世界性的或者边缘性的文学存在。可以说，华文文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与二十世纪华人命运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是分不开的。由于二十世纪之初，“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闇故园”（鲁迅诗句）。在风云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分布于世界各地的华人，大多是迫于生计、离乡背井到海外谋生的。最初的华文文学零星点缀如风雨飘摇，其本身又处于从僵化的古文向现代白话文学的蜕变之中。梁启超、黄遵宪等倡导的“诗界革命”便是这种蜕变的先声。百年沧桑，百年巨变。伴随着新中国诞生、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不断走向繁荣富强，加之台港澳地区经济的兴盛发达，东南亚华人在所在国建设中的重要贡献，以及身处美加、西欧和澳洲等海外各地华人文化层次和社会地位的日益提升，如今，华文文学已然成为世界最重要的语种文学之一，备受世人所瞩目。“它不但拥有海内外人数众多的作家群和数以百万、千万计的广大文学后备军，而且拥有了各语种文学中的最大读者群”。^⑦同时，让我们看到了华文文学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活力和族群特色，由是，引发学术界对华文文学中的身份书写、原乡性与超越性乃至华文文学史的叙事策略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思考。但由于社会、历史和特定时代等客观因素造成的局限，迄今已有近百年历史的海外华文文学，真正引起国内（中国大陆为主）学者的普遍关注和开始探讨，却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后的事情，可谓姗姗来迟。幸遇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随着国门的打开，中外文化交流日渐频繁，流散于海外的华文文学才逐渐进入大陆学者研究的视野。屈指一数，自从1982年6月起至今，中国大陆几乎每隔两年就举行一次甚具规模的华文文学国际性学术研讨会，现已举办16届，每届会议均收到大量的论文，并陆续结集出版。此外，尚有相关的专门性学术期刊，如江苏省社科院主办的《世界华文文学论坛》、汕头大学和中国世界华文文学学会共同主办的《华文文学》和绍兴文理学院主办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等。但认真说来，真正把海外华文文学纳入研讨范畴的是从第三届开始，即1986年12月底在深圳大学举行的年会上，海外华文文学才开始正式亮相出场，会议名称系“第三届全国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学术讨论会”。那么，之后为何又统一改称为“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呢？这个提法是第六届开始的，即1993年8月在江西庐山举行的会议上经提议而正式更名的，之后一直延续使用至今。其中可见，作为一个学科命名的几度变化所显示的不仅仅是研究对象的变化，还有学术思路、学科意识和理论建构等方面的调整。尽管历尽艰辛一路摸索寻找，但至少从另一方面表明，华文文学创作和研究在探索中的路向日渐清晰，已有了可观的进展，正在获得越来越坚实的学科建设的基石。并且为我们带来了有益的启示：只有在沉潜探索中不断思考和发现，才能验证一个学科的学术品位和潜力。

       如果说“海外华文文学”的提出（命名）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话，那么，按照华人散居于海外各地的分布状况，以及不同地区的华文文学各具的独特性格和色彩乃至整体发展程度等方面观照，我们大致可以把海外华文文学划分成几大板块。从地理学的洲际视角看，应有亚洲华文文学、美洲华文文学、欧洲华文文学和大洋洲华文文学四大主要板块；从文化学的范畴和背景来看，应有西方文化背景下的华文文学和东方文化背景中的华文文学两大板块，后者以东南亚华文文学为主体，前者以澳美欧华文文学为阵地；若从文学气候和发展格局的视域明确细分和具体界定，应有东南亚华文文学、北美华文文学、澳洲华文文学和欧洲华文文学四个主要板块。如前所述，由于海外华文文学作为一种世界性的流散写作现象和文学存在，与华人散居遍及世界各个角落紧密相关。因此，海外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文学创作，固然潜在或存在着，却未能形成气候和相应规模，故很难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板块，暂且当作是华文文学的一种流散写作现象。

       诚然，作为一种文化延伸与生命移植海外华文文学，除了深受中国本土文学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又浸染着异域文化色彩。如果我们以二次世界大战作为观察和巡视海外华文文学的前后分界线，可以发现，一路跌跌撞撞艰难走来的海外华文文学，虽有过不少波折，或因特定的时代境遇和历史环境的变化而起落浮沉，但也获得了可观成绩。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伴随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潮，大批新移民、留学生纷纷移居美欧澳等国，华文文学如星星之火燎原于浩瀚的星空，缤纷闪烁进入我们的视野，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领异标新的诗人作家，加上已移居所在国的二、三代华裔作家，形成了新的有别于中国本土文学的海外华文作家军团。而地处亚太范围内的东南亚诸国，随着华人与当地民族（文化）的进一步融合，华文文学如浪潮般此起彼伏，总体态势日趋多样化，且拥有一定的读者群，无论是马华文学、新华文学、菲华文学，还是泰华文学、印华文学或文（莱）华文学，都拥有各自颇具实力的华文写作队伍。它们彼此遥相呼应，形成海外华文文学的方阵。在某种意义上，与中国本土文学共同汇合成气象万千的“大中华”文学图景。

       无庸讳言，由于空间位移所带来的深层文化原因，海外作家们所呈现的文本世界潜隐着诸多层面的各自不同的价值取向、美学观念和话语谱系。一方面，既有别于本土的中国文学，具有自身鲜明的异质性、混杂性和多样性；另一方面，由于分布地域范围遍及海外各地，又形成了各自的独特性，尽管发展状况参差不齐或不甚平衡。可以说，二次大战后华文文学不但生长的规模有极大的扩展，在题材、形式、样态和风格等诸多方面也见明显的差异。战前海外华文文学多属“侨民文学”，虽不乏描绘异国风光人情之作，但华人多有漂泊感并身历战乱，对祖国的怀恋，对桑梓的眷念，对侨民先辈的缅怀一度成为相当普遍的主题。例如，在椰风蕉雨中生长起来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由于华人以主人翁的姿态融入当地社会、与当地住民和衷共济，且大多加入所在国国籍，以往作品中的“无根意识”、“寻根意识”逐渐转变成“生根意识”或“扎根意识”（即从“落叶归根”转为“落地生根”），随着华人生活方式和品质的不断改变及提升，反映和描述华人新生活新风貌的、具有鲜明地域色彩或南洋本土特色的文化书写，渐成为华文作家笔下的文学图景。但无论如何，海外华文文学即便游荡于中国文化大地的边缘，依然保持着华族文化固有的主要特点。尤其是移居至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美欧澳华人作家，哪怕是早期的以中英文双语写作的名家林语堂、张爱玲亦然。而纯粹以华语写作的老一代作家如聂华苓、於梨华、赵淑侠、陈若曦、白先勇、杜国清、王鼎钧等，新移民作家中的高行健、刘再复、北岛、杨炼、严力、严歌苓、张翎等同样不言而喻。

       文学作为人类心灵和精神凝结的花朵，本身就是美的想象和创造；而汉字作为语言艺术，更是一种审美意识形态，是人的心理情感、内在品性和行为活动的表现。文字语言作为思维的外化，意味着人类思维所能达到的，不管是显在意识还是潜在意识，语言都有可能加以表述。引人关注和值得重视的是，经历百年波动和洗礼的海外华文文学，迄今为止已涌现出大批优秀的作家和作品，“他们为中华民族的历史与现实谱写了风云变幻的、广袤而生动的图卷，为描绘二十世纪华人的心声和情感，多方面揭示各种人物的复杂性格，表达一个民族的时代精神和道德伦理理想，寻找真善美的统一，做出了卓越的努力”。^⑧许多重要作家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而广被接受和尊重。可以肯定，海外华文文学所获得的巨大成就，不仅打造了华文文学世界的“半壁江山”，而且是不分地区与国家的全球华人的骄傲和精神财富。

       对海外华文文学的未来前景，不少人有鉴于海外华人第二代、第三代逐渐丧失华人的文化意识和华语文能力，因而对华文文学在海外的命运产生忧虑，或表现出并非乐观的态度。这的确是发人深思的话题，尤其是在全球化和市场化的今日，文学已日趋边缘化。相信只要有一个强盛的中国作后盾，加之随着世界各华人社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良性发展，全球范围内纷涌的华文热潮方兴未艾。可以预见，随着国际性的移民及“汉字文化圈”的扩大，随着以汉字为传意媒介的影响力的增幅，华文文学的读者群越出华人的范围将成为可能。对于海外华文文学来说，最理想的选择方式，唯有自觉地提升自身的内在特质，重视美的形式和美的创造，彰显自身的潜力优势，充分发挥创作主体的独创意识，包括语言艺术运用的能动性和丰富的表现力。如是的话，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呼唤杰出的作家以天才性的创造拿出扛鼎之作，让华文文学的精神品格的提升对人类文明做出独特的贡献，既可与本土中国文化文学对话，又有母体文化的特征和“异”的文化特质，从而跻身于世界文学大潮中，推动华文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殿堂。

注释：

① 李葆嘉：《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

 ② 陈辽：《汉字文化圈内的域外汉文小说》，《多元文化语境中的华文文学——第十三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万华主编），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193页。有关汉字文化圈和域外汉文学的相关资料可参见：李葆嘉：《汉语起源与演化模式研究》，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33页；王晓平：《亚洲汉文学》，天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页；张伯伟：《域外汉诗学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展望》，《中国诗学研究》，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第317-324页；王润华：《越界与跨界：世界华文文学的诠释模式》，参见《跨文化语境中的比较文学》，译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23-324页；[日]甲菲胜二：《从日本初期和歌理论〈歌经标试〉讲到“古代华文文学圈”的观点》，《中国古代文学文献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第695-704页；许翼心：《关于华文文学理论研究的几个问题》，《世界华文文学的多元审视：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杨振昆等主编，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3页；王能宪：《汉字与汉字文化圈——论汉字在东亚和东南亚的传播及汉字的未来》，《粤海风》2011年第3期；等等。

③ 庄伟杰：《认同与输出：书法艺术能否走向世界》，见《书法导报》2007年12月12日，第六版。

④ 参见蔡毅：《俞樾与〈东瀛诗选〉》，见《中国诗学》第五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4页。

⑤ 参见公仲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07页。

⑥ 参见江少川、朱文斌主编：《台港澳暨海外华文文学教程》，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⑦⑧ 张炯：《走向世纪之交的华文文学》（代序），转自公仲主编：《世界华文文学概要》，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页。

刊于人文社科核心期刊《云梦学刊》2014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