缺乏数学概念的作家容易编出远离实际的故事。比如，在抗日神剧中经常看到这样的场面，伏击时绝对不会先打指挥官，而是先打指挥官身边的一名士兵。这就是不懂数学的思路。在任何战斗中，指挥官的作用至少占50%，所谓，一将无能，累死千军。占50%的不打，却打那占1%的士兵。因为导演知道观众没有数学观念。

民族文化的融合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但不会使我们对世界的认识更加深刻。比如，无论哪种民族文化中都不会讨论DNA的排列意义。也不可能有哪个地方语言描写过天体运行轨迹的焦点。因此多元文化可能对我们的认识有所帮助，但真正救命的还是深刻的思考，尤其某些问题成为中国独有的问题时。比如，中国目前一个致命的隐患就是养老金问题。没有数学的环境与修养，使得问题难上加难。世界各国对养老金的计算都很头疼，但是他们努力去计算，使得问题稍微得到缓解。可中国的人口比世界所有国家都多，情况比所有的国家都复杂。没有真正的精算师，不进行认真的计算，后果不堪设想。

从名家二十一事可以看出，中国古代对于文字的研究十分重视。而且，道德经在开场白中先讨论语言表达的能力、范围、过程和变化。但是，自从有了‘正统’学术以后，中国人开始贬低语言学的作用，把它称作‘小学’，而抬高大块文章的地位，称之为‘大学’。王蒙先生按照‘正统’思路对‘大学’学得太深，对‘小学’了解不多。是中国人不懂数学的最好范例。实践已经证明， 推崇外语的教育造就不了科学家，为什么不肯换一个思路？我们常说，对待‘吃亏’有三种态度：1、看别人吃一堑，自己长一智。2、自己吃一堑，长一智。3、自己吃一堑，还不长一智。为什么第三种态度就那么吸引人？

人和人不一样，有的人是先把能学的都学了，然后寻找目标。随着现代社会信息量的增加，当他博览群书后，已经失去创新的执著。另一种人，不爱学习，偏爱寻找目标，说他幻想也可以，一旦找到适合自己的好目标，他便奋不顾身，比谁看书都认真、仔细、独具慧眼。所以，苏辙在十九岁那年说，‘不志其大，虽多而何为’现在中国的教育，用‘背书’这座大山压垮了所有人的志气，这是最要命的。有志气的人，即使没学外语，到了需要的时候，可以通过网上词典、翻译器理解外国文献。甚至短期突击外语。没志气的人，就是外语考一百分，几年后照样忘得一干二净。现代灌输式教育家一再强调‘业精于勤，荒于嬉。’可谁都不愿意说它后面那句：‘行成于思，毁于随。’没人思考，哪来的思想家？没人思考，‘精于勤’可能还不如‘荒于嬉’。这就是为什么精英主义必定失败的原因。在儒家眼里，慧施是‘荒于嬉’而他们自己是‘精于勤’，但经过上千年的发展后，人们最终认清，儒家实际上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最大的障碍。而名家却不断提出科学的思考。也就是说，最大的祸根就是当年的精英主义。素质教育是另一块挡箭牌，既然作用是为了‘当箭’，那就不会有实际意义。

在讨论学习应该先‘渊'还是先‘博'的时候。所有人的回答都是应该先‘渊'后‘博'可是学校教育的现实却只能是先‘博'后‘渊'。而且中国的博士是真正的博士，只博，不渊（指文科，如果文科不讨论数学，那么理工科讨论的数学就显得苍白）。西方的PHD 前面的PH代表哲学的意思，也就是所谓的‘渊’。这里要强调的是西方人的哲学包括数学，而中国的哲学不包括。所谓的中国哲学仅仅是处世经验，仅仅是经学而已。

北大哲学系的门口挂着（北宋）张载的一段话，“为天地立心 为生民立命 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一个国家的最高学府就只有这点出息，那老百姓还立什么大志呀？怎么会出现有突破‘往圣’的学者？这种墨守成规的想法，不要说万世太平，就是能让中国人不再挨打,老百姓不再吃糠咽菜都很难。想想养老金制度就明白，没有数学基础，所谓的‘立心、立命’不过是空话（书套）。

乜辛然说，“其实，惠施所说的‘指不至，至不绝’并不完全是指运动的物体。”说到这里，他用拂麈轻轻的点了一下茶几，“惠施的意思是，用任何实际的方法去表达一个确定的意思都不能表达完全，而即使当时感觉表达完全了，那么，时过境迁，背后又会出现很多别的故事。也许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它们看作运动的过程，用数字来表达它的替代品。首先要讨论一个运动的变化是不是有规律，如果有规律，我们能不能描绘这个规律。从而知道每个变化的瞬间。”

乐广说，“谈何容易，飞鸟和车轮变化得那么快，你怎么能够抓住它们的变化规律。即使有规律，那些瞬间也太多了，怎么描绘？”

乜辛然说，“诸位知道什么是逼近法吗？”

此时一人站了起来，乜辛然一眼认出，这不是刘赉吗，他说，“怎么是你，竟然歇业来这里听我们聊天？”

刘赉笑了笑没有正面回答，却说，“道长说的逼近法是指用数学计算，将数值逐渐靠近极限？”

“正是”

众人奇怪的看着这位学者。乜辛然说，“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我新近结识的朋友，刘赉，刘天赐。他是数学大师刘徽之子。他比我讲得好，请他来给大家讲讲逼近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