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文说过，西方的大学者都在试图用数学解释一切现象，不成功也要试。由于他们总与数学对比，谁也不敢说自己已经登峰造极。相反，中国的泰斗、大师们可以一辈子不懂数学，照样当掌门。没有数学的指导，任何思维都深入不下去。学一辈子也就混一个万金油。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露多大脸，现多大眼。’无论什么名士，在科学面前也只有出丑的分儿，没办法露脸。科学是几千年来大学者们共同打造的财富，不管是多么聪明的文人也不过是靠自己一辈子的经历来混世界。西方国家的古代也有这种靠个人小聪明来混世界的习惯。但是随着数学成为哲学的指导思想以后，靠个人单打独斗的现象逐渐的消失了。中国古代从来没能从哲学上认识数学，因此，永远跳不出这个死循环。‘世说新语’上讲“王孝伯说：‘做名士不一定需要特殊的才能，只要能经常无事，尽情地喝酒，熟读《离骚》，就可以称为名士。’”中国新一代人的算术虽然比过去人强得多，但是，数学思想并没有提高。也就是说使用数学表达世界的能力并没有提高。为了遮羞，他们把数学和文学严格的割裂开来，变成两种互不相干的东西。因此，应该增加数学中的应用题。而减少计算题。所谓使用数学语言表达世界，实际上是要学生们自己能够编写文字题或者应用题。如果一个学生每周都能从周围环境里面找出一、两道数学题来，就像写博客、写诗一样。那么就不必担心他将来的创造力了。只要给这样的人以足够的条件，他一定是位新思想的发明家。也就是说，对中国人而言，最关键的问题是培养学生使用数学表达世界的能力，而非别人告诉你的数学。

中国的学者总想，‘一言而定天下法。’但没有数学基础就无法进行比较。不和别人比较就是等于是盲人摸象，这样一来，中国的学者其实用的都是文字功夫，同一件事情，用两种方法叙述，开始还给人一点新鲜感，但很快就感觉贫乏。比如，中庸里说，“君子慎其独也。”到了二十世纪就成了，“露多大脸，献多大眼”，到了网络时代就变成了，“牛X完就傻X”。再比如，过去人说，给劲，带劲，到了网络时代，上物理课多了一点，于是改变一下叫‘ 给力’其实都是一个意思，没有新内容，不过文字戏法。

反过来，从来没人说牛顿定律犯傻的，因为那是在当时条件下，人类认识的一大突破。更没人说爱因斯坦“牛X完就傻X”因为那是由所有人公认的数学写成的文字。

通过与金谷的学者们的交流，乜辛然更加确信。古代中国人不懂科学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人口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只要能从每个人身上刮一点利益就可以使自己一辈子生活无忧。而欧洲人不成，他们一天到晚见不到几个人，就是把对方活剐了也没多少油水。唯一的办法就是尽量使用非人力的自然资源。到了魏晋以后，东西方的这个差别就更加明显了。中国人发明了科举制度，只要背会了前人的语录，那么就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西方人没有这个制度，什么都得靠自己跟大自然争夺。正是这个原因，自从魏晋以后，中国在数学上就没有什么进展了直到二十一世纪，中国的数学还停留在‘九章算学’和‘刘徽割圆’的时代。因为人治、人学的利益大于科学，相反欧洲人少，科学的利益大于人学，因此，欧洲人玩人事的时候不是亚洲人的个儿。

这个观念上的差异就是乜辛然坚信自己能够在晋朝生存的信心所在；他能从电脑上查到中国古代文献，也知道科学。

此时，一位同来的学者对乜辛然行了一个礼说，“在下听闻乜道长的学问，特地来讨教。愚以为，汉字的博大精深在于它的形状。它能把每种物体的形状变成符号，这样，人人都能认识。乜道长曾说，所有的文字都是符号而已，没有什么天然的意义。我反复思考，认为，能不能我们人为地限定一组符号，让它们与一类事物一一对应，不再更改了。”

突然来了这么一句，让乜辛然摸不着头脑。乜辛然看了一眼石崇问，“这位是...。”

“这位是吕县令。”

乜辛然知道，此人叫吕忱， 字伯雍，是《字林》的作者，曾在弦县做过县令。《字林》可以说是《说文解字》的续集或者补遗。从他嘴里说出象形文字的奥妙就不足为奇了。他说，“吕大人所指的，不就是部首吗？”

吕忱，“部首虽然也是从图画来的，但每朝每代都有小的变动。能不能想办法不变？”

“这恐怕不成，因为我们今天想的东西，古人根本不知道。而未来人想到的东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可能有一组一成不变的符号呢？除非是数字。”

“我们怎么会不知道未来人使用的符号？我们制定好了不就成了。”

“比如‘愛’这个字能不能写成‘爱’因为目前不少草书作品已经用一横代表这个‘心’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