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皇甫商就恨上李含了。他在州里说李含的坏话，让李含升不了官，仅仅做了一个亭长。就这样，李含和皇甫商结下了一世的仇恨。在一个爱虚荣、好面子的时代，结仇是太容易了。任何一点不起眼的侮辱都会变成无限扩大的仇恨。其实那点面子一文不值。可是，一旦因此死了人，那么就会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古今中外无数的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这里也能看出当时穷人和贵族之间的矛盾。而且，这两个人都不懂得为人处世的道理，不懂得现代社会妥协的艺术，也没有今天人的那种市侩习气。这李含的确是个地地道道的穷苦人，他娶了李雄的妹妹。李雄也是个穷人，曾经因为造反而轰动一时。

当初，赵王司马伦（3）主政的时候，曾经任命皇甫商为梁州刺史。司马伦兵败后，皇甫商投到河间王司马颙（6）的麾下，司马颙对皇甫商非常优待。李含则对司马颙说：“皇甫商是司马伦相信的人，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他跑到咱们这里是躲避罪则的。大人最好不要过多的和他见面。”这话传到了皇甫商的耳朵里，他的心眼更小，当然对李含更加仇恨。大家都没有谦让的习惯，结果就是结仇的机制非常健全，化解的机制根本没有。当然是仇恨越积越多。中国史学家在描写忍辱负重的蔺相如时，使用了过多的笔墨。但是，没人去说还有更多的人，不忍辱，不负重，斤斤计较个人得失，最终导致国家的毁灭。而所有的个人得失中，最没价值的就是斗气。

后来，皇甫商要回首都洛阳，临行时，司马颙为他摆设酒席饯行，在酒宴上皇甫商竟然和李含争吵了起来，那个时代，没人对这种事情感到羞耻。反以为会损人，骂人，挖苦人是‘聪明’的表现，很得意。经过司马颙的调解，事情总算没有闹大。不久，当政的司马冏（4），征召李含为翊军校尉。那时，先来一步的皇甫商成了齐王司马冏的参军，冤家路窄，正好是李含的顶头上司。除此以外，李含还和司马冏手下的赵骧不合。两下加在一起，李含感觉自己没活路了，于是，单枪匹马的跑回到司马顒（6）那里。他又害怕司马顒（6）再给他送回去。想来想去最好的办法就是让这两位蕃王打起来。（诸葛亮能够保持名节的一条重要原因是坚持‘疏不间亲’。晋代以后，大家打破儒家的束缚，也没有那么多的顾忌）于是对河间王司马顒（6）说：“齐王司马冏（4）与皇帝在血缘关系上不如成都王司马颖（7）亲，加上在讨伐司马伦（3）的过程中，真正给力的也是成都王。而他却回到了自己的蕃国，又很得民心。可是，现在，齐王司马冏（4）则在朝堂上作威作福。整个朝廷上下都对他不满。所以河间王您应该号召各路蕃王共同讨伐齐王司马冏（4）。而且送给长沙王司马乂（5）的讨伐檄文要事先透露给齐王司马冏（4）。这样一来，齐王必定要杀掉长沙王司马乂（5）。那样一来，我们再把这个杀人的罪责加到齐王（4）头上以便更有把握扳倒齐王。 只要把齐王（4）弄掉，您就可以立成都王（7）为皇帝。这样一来，皇帝是您立的，安邦定国的功劳也是您的，朝廷的大权不就落到您的手里？”（李含还以为成都王司马颖也像惠帝司马衷一样不贪恋权利呢）司马颙（6）听了很高兴，依计而行。立刻向皇帝表奏要讨伐齐王司马冏（4），列举了齐王司马冏（4）罪状，扬言率领十万人马，将与成都王司马颖（7）、新野王司马歆、范阳王司馬虓共会洛阳。请长沙王司马乂（5）废黜司马冏（4）让他回到封国的府第去，让司马颖取代司马冏（4）辅佐朝政。并拜李含为都督，统领张方等各路军马向洛阳进发。那时的皇帝已经成了橡皮图章，谁想干什么，填个表给他就成了，用不着批准。

这里要说明，为什么司马顒（6）这么听李含的话。原来，当年三王合力讨伐司马伦的时候。这位河间王司马顒拿不准主意。开始的时候，曾经派张方讨伐在始平郡响应司马冏的夏侯奭，又命他领兵到洛阳支援司马伦，但当张方的军队到达华阴的时候，司马颙（6）发现司马冏（4）的军队越来越强大。于是，心眼一转，命人追回张方，改为支持司马冏（4）。有过这个失误，司马顒自然在论功行赏的时候，比别人短了点什么。如今这司马冏是自作孽，不可活。司马顒想，只要推翻司马冏，那么，在讨伐司马伦（3）时，自己的胆怯行为就会被人遗忘，这一页就翻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