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文学自由谈              建纲的墨宝

许多人信奉，世间善事、劣行，无不含着“缘分”二字。但我说话、写文章，通常避免如是表达。因我不信。凡事讲概率，有了“凑巧”一词，足矣，便天下道理皆通。

1983年初夏，阴差阳错，“插足”一作家团伙，从重庆动身，先到蜀东山里，做客奉节、巫溪、巫山各县。川籍作家周克芹、克非、杨贵云，逢座谈、就餐，均被拥上贵宾正位，也合常情，这里是他们的“主场”。而同行的陆文夫、高晓声、叶文玲、苏叔阳等人，个个德慧双修，文坛如雷贯耳，却似云遮雾隐、群峰无光，一路默默瞧景，静静用饭。

船到宜昌，川人上岸，余者直下武汉。湖北施主，省文联多人，于汉口码头迎候。陆、高、叶、苏诸位，仿佛天涯沦落客，一头撞见老亲人，终结郁郁寡欢，个个气定神闲，“还原”名士风流。

在荡气回肠的九省通衢，给众人灌注充沛阳气的汉子，名叫李建纲。建

纲高大（1.86米），英俊，干练。既是湖北省作家协会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同时主持大型文学杂志《长江》丛刊。他代表作协及刊物，构思两日餐叙，为游子们洗尘、饯行。陆、高、叶、苏，似与李建纲早就相熟，彼此劝酒，相互布菜。宾主动容，发散出阔别重逢的欢乐，抑或分手在即的遗憾。言谈话语间，方知建纲亦非等闲之人，文章、书法双绝，盛名久已远播。

建纲有革命资历，有文学成就，又年长一轮还多，十足前辈。结识之后，便有了四十年的“知音”延续，我对他始终执弟子之礼。

离休之初，他曾勾留北欧数载，后赠我新著两部，《斯德哥尔摩之旅》与《瑞典美人》。写书的建纲，将旅居的异域当家，登堂入室，从眼的细处状物，从心的深处抒情，全是情思无限。这就轻而易举，将众多外访作家的走马观花，衬托出透顶的肤浅。

建纲愈到年迈，愈是爱山爱水，恐是对从前时光的补偿。时见微信朋友圈里，有他境内境外的留影。每临大好景致，必是衣着新潮，身姿挺拔。俯仰无愧的洒脱，或许就是他一生做人的写照。许多高地，未见得都有索道缆车，大半得靠他腿脚的矫健。又常见老人安坐餐台，属意满席“硬菜”，与家人大快朵颐……幅幅晚霞景象，绚丽感人，多是依傍其令郎李更的孝顺。

有一年，我买回一块石头，置于办公桌背后，俗念中的小心眼儿，无非寓意：本尊也有靠山。意犹未尽，睹石心动，又乘兴写出心得一则——

写罢搁笔，一直心虚，遣词造句，或有不妥。过了几年，心血来潮，为避免洋相，便送韩石山斧正。老韩旋即在他掌管的《山西文学》刊出，表明认可。亦发李建纲求教。建纲则以书法回函，表达谬赞。虽不胜荣宠，但自己几斤几两，心里有数。

岁月飘忽，再过十数天（5月26日），便是建纲九十大寿，念及书札寄我个人，定然未曾示人，今合盘托出，以飨朋友。我当然愿意读到的看官，只去赏鉴老人的书艺，对其中赐予的“助兴”之辞，大抵宽容一笑，不必信以为真，那就谢天谢地矣。

此刻，我铺展开“窖藏”的书法瑰宝，恭恭敬敬，抄出原文，亮相如下——

李建纲致作者的书信（局部）

眼下书坛，抄录唐诗宋词、名人名言，已成积习，而与书者见识、胸襟，毫无关联，顶多让人觉出几许笔墨手艺。这般涂鸦“作品”，无论虚名多响，最终断无香火。

近二十余年，每每重温建纲信札，总令人百端交集，其书艺有独步之态，其内容有儒雅之势。端的是墨宝稀奇，字字如珠，熠熠生辉。

我于各类收纳，均属外行，且唯恐有甚闪失。便已经说好，不日将建纲的墨宝原件，快递李更，由老弟收藏为妥。

2024年5月15日

今日端午，打开手机，各地江河湖泊，浪花飞溅，龙舟穿梭，好不热闹。不由想起一段往事。

1974年，孔丘运气不佳，堂堂大成至圣先师，继世纪初叶的坎坷，再遭群殴，其间又夹杂一“评法批儒”。屈原幸被列入“法家”，成为正面人物。受巴蜀风俗熏陶，我自幼知晓屈原，年年食粽纪念。此刻便不知天高地厚，贸然动手，译注《离骚》。该诗属于巨著，统共三百七十多句，两千四百余字，乃华夏浪漫主义文学鼻祖。我参考郭沫若和游国恩两种译本，熬更守夜，伏案多日，终将郭老的情感飞扬、游老的治学谨严，融会成“第三种”成果。

郭沫若著《屈原研究》（群益出版社1946年版）

当年，《南开大学学报》已属邮局订阅的公开出版物，登稿须经系里审查同意。然中文系头目视我为异己学生，因我从不理会他们的眼色，后又泰然于“红豆相思”，不顾闲人诧异，自认通情达理便我行我素。平日拿咱束手无策，但这回“落”到他们手里，遂将我的译者姓名，生生抹掉，标上一个子虚乌有的“中文系屈原研究小组”。当拿到1974年第4期样刊，见多日劳动被一笔勾销，对系里做下如此手脚，我付诸一笑，直接扔弃。

发表作者译注《离骚》的《南开大学学报》

话说近日，因叙写陈年旧事所需，便托付朋友的公子、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卢桢，寻找系里帮我“换名”的两期学报（另有评论肖洛霍夫杂文一篇）。

涉笔此篇杂文，纯属偶然。曾有一阵，我专去图书馆阅览室自习。曾以两天一部的匀速，八天读完四卷本《静静的顿河》。顿河不静，以陌生时空的悲欢离合，涌动我东方青年的洪波巨浪。某日翻报，忽见一则消息，是年五月，恰逢肖洛霍夫七十寿辰，苏联将有系列祝寿活动。我一时兴起，言不由衷，草成一篇“凑趣”文章。完稿后，麻烦外国文学教研室崔老师帮忙履行审批。1975年第3期载有拙稿的样刊到手，同样出怪，我的作者姓名，再度无颜见人，又被变更为“靳钟”二字。

署名“靳钟”的相关文章刊于1975年第3期《南开大学学报》

才俊卢桢，精明强干，仅隔数日，竟让叔叔如愿以偿。学报双双到手，再无年轻气盛时的不以为意，如同见到失散整整五十年的孩儿，揽入怀中，欣慰无比。当然我没得喜极落泪，更未怨极骂娘，只觉岁月待我不薄，娃娃归来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