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父亲做结肠癌手术的时候，医生就私下和我们交底了，做完这次手术可以保五年。
父亲不知道，我看到了他生命的底牌。或者他清楚他生命的底牌是一副什么牌了——所有的牌都打光了，都在牌桌上了，唯一能做的，就是希望能在牌桌上多放一会，多看一眼，多感受一下生命的流淌和热闹。这不是留念，是生死诀别。父亲心里还有一个执念，就是他的大孙子还在上大学，还没娶妻成家，这是他的最后牵挂。他希望他有生之年能看到孙子大学毕业，工作，成家。他算了一下，至少要五年时间才能看到结果。他因此想多活五年，看着他一手带大的留守儿童长大成人。他跟我强调过几次，他希望再活五年。于我来说，这是无解之托。生命有定数，非药石能裁定。医院的医生并非站在上帝对面，是站在地狱门口，延缓时间，争取让每个病人去到天堂。我没有办法，医生也没有办法。一堆健康的人，面对病人，都束手无策。最凄惨的场景就是这样。
癌症病人到了晚期，癌细胞遍布全身，浑身作疼。
父亲身上都疼，尤其是两个肩膀、两条胳膊，这是肺癌的反应。父亲像是个落在地上的烂苹果，我们不敢处理，心痛又无能为力。在长沙医院，每晚上，护士都要给父亲发一粒止疼片和安眠药。回到老家，在家里条件肯定不行，烂苹果会烂得更快。为了减少父亲的痛苦，让父亲的病情缓解一下，我们把他送进宁远人民医院。在医院里住着，护士时常看着，按时派药，按时打针，睡不着有安眠药，身体疼了有止疼药，比患者家属熟稔多了。只要能减少父亲的痛苦——现在仅能做到这些了。父亲苦了一辈子，晚年又受这样的病痛折磨，我们可不能疏忽，要尽其所有爱护他，减少他的痛苦，还要装出一副乐观的样子。
在宁远医院，父亲住203病房。
病房里三张床，铺着白床单，安静肃穆得让人不敢大声说话。
第一张病床是一个妇女，穿着医院发的条纹病号服，条纹裤子，像一块瘪瘪哈哈的油豆腐；她侧躺着，脸向着墙，整个人像一条干巴了的鱼。第二张病床是我父亲的。父亲住院已经十几回，对医院算轻车熟路了。进了房间，摸了摸被子，又用手掌压了压被子，还没来得及换病号服，便一屁股坐上床，一点一点移动屁股，到居中，侧转身子，头往后一放，被子就成了枕头。父亲仰着头，看着洁白的天花板，入定了。他为这辈子还有没有康复和自由而陷入迷思。第三张病床是一个六十来岁的络腮胡老人，个子长得像根老黄瓜，没穿病号服，蓝色旧式单衣，有五颗纽扣那种，配蓝色裤子，有棱有角，工工整整。脚上穿皮鞋，鞋尖磨损，沾了黄泥和灰尘，用布条擦过，看得出布条的长痕和方向。他面皮乌黑，显瘦，颧骨高耸，眼珠子像陷进了井里，看一眼，能在里面看到自己的影子。他看着我们进来，看着父亲上床，看我们妥当了，又看向病房的门。门关着，门上有个正方形小玻璃窗。透过小窗，可以看见走廊，有时候探视病人的家属在走，有时候是白衣护士在走，推着车，或者端着盘子，有时候空荡荡，静悄悄。受他的感染，我朝门外也看了一眼，空荡荡的，一片静谧，光线灰暗，真是死神驻守的空间。
三个农民，又都是宁远人，住下来第一天，大家就熟了。住一个房间，就是病友，算是缘分。什么状况，医生一清二楚，没有什么可隐瞒。说了出来，心上的担子又放下一次，心里多一分坦然。第一张床的妇女是鲤溪人，还没到五十岁，一直跟着男人在东莞打工，在印刷工厂打扫车间。鼻子不舒服，痒，肿胀，疼，折磨人半年多，去医院检查，是鼻咽癌。一听到是癌症，半条命都快吓没了。外面花费大，辞工回来治了；最里面那张床的大叔是中和人，在家种烤烟，一个人种六亩地，还带三个上学的孙女，起早贪黑忙得像个陀螺。前几个月肚子痛，大便带血，吃了不少胃药，也吃了几锅草药，没有一点效果。来医院检查，早期胃癌，在这里住了十几天了。三个癌症病人互通情况后，又无话不说，说着癌症现在普遍，治不好的病，都叫癌症。尤其是那个女病人，面色如蜡，眼神暗淡，说了一下在广东看病的花费，就不说话了。她还没从癌症的恐惧里解脱出来。说到钱，心疼，转身向着墙壁侧躺，不时让陪床的一个女子拉上床帘，呼呼呼地吸痰。吸痰器的声音呜呜呜响得像救火，十分吵人。住里面的大叔很少躺在病床上，他不换病号服，宁可在医院提供的木椅子上枯坐。靠着墙，向着床，却经常扭着头，看病房的门，看久了，什么动静也没有，转向看洗手间外面的阳台。十一月的阳光，又薄又黄，如同秋菊枝头单薄的花瓣一样弱不禁风，正是这样，给一种仓促恓惶之感。一年又要过去，生命又要老去一年，终点将在哪个时间点？生活，孩子，老伴，各种关系相互纠缠，乱得像一团麻一样令人烦恼。
我坐在过道里，陪床的晚上就睡在病房狭窄的过道里，能听见外面男人女人的唉哟声，干呕声，到很晚，走廊上熄灯了，才能得一些清净。晚上时间经常不够睡，白天，尤其是中午之后，人心疲乏，正是补觉的好时候，我靠着墙，想着父亲的病，睡不着。这不是陪父亲看病，这是在陪着父亲走生命的最后一程。父亲打着点滴，睁着眼睛，在观察天花板。他期待奇迹，有一种新的药物能治好癌症，有一双圣手摘除他身上的病痛。门边的女病人侧着身子，一动不动，如果她的身子不是弯曲，是直挺挺的话，好像就是“过去了”。里边的大叔挪了一下位置，在床边靠墙的位置坐了下来，面对着自己的床，也面对着父亲的床。他有点落寞，眼睛四处看着，好像在找他的鸡鸭和牛羊。他没有陪床的亲人，到了晚上，才有人给他送饭来，送一次饭，他要吃一天。不是猪肉，就是炒血鸭，香喷喷的，整个病房都能分享到那喷香味道。送饭的是个女的，一口中和话，嘎啦嘎啦，我细心听半天没懂得一句。这是他们的土话。宁远每个镇，都有土话。见大叔孤寂无聊，便主动和大叔打了招呼，断断续续聊起来，大叔脸上的神色安静了许多。从大叔嘴里知道了他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三个儿子都在广东打工，一时赶不回来，只管出钱。自己住院，由嫁在县里的小女儿照顾。三个孙女上学，老伴在家伺候。家里还有鸡鸭，一栏猪，两只狗。小女儿住在县城，女婿在广东打工，她在家里带孩子，夜里在十字路口摆摊，卖烤红薯，挣点钱用，每天忙得头发散了都没时间收拾。自己还有六亩地烤烟田在等着，要犁田要碎土要修垄要捡草。马上就要过年了，天气又这么好，我一个大活人在这里住着，抓点药回去吃就好了。他看着我，问我是不是这样。他完全没有意识到癌症的恐怖。我没有说话，我无话可说。笑了一个样子，问他的病，他说哪个农民身上没病？都六十二了，死了没什么遗憾。我说死不了，放宽心，听医生的。
听到死，我父亲在病床上挣扎着要坐了起来，我起身扶他，他说他还能动，一时半会死不了。费了好大的劲，坐稳了，插话说，老弟说得对，就是这样，好人怕病磨，杀人不过头点地，那多痛快，这么拖，大家都拖死了，好又好不了，钱又花了不少，事耽搁倒算了，身上还疼。疼起来真是疼，喊娘都没用。
门口床上的妇女不知道哪个时候也在床上坐了起来，头发缭乱，小脸巴掌大，惨白如大理石，鼻子上还封着一块白纱布。她看向我父亲和大叔，眼神像一个落水的孩子，发出强烈的光，跟她的面容、干瘪的脸颊格格不入。我父亲发现了，和大叔说，得了这病，莫怕死，死字顶起，多活一天就多见一天的太阳。我们得的这病，就是死病，求医生也没用。
一听到求人，大叔眼里闪过一道亮光，说我这辈子求过一回，不是求人，是求一棵树。我们村头有棵大香樟树。在村口大路边，后面是水塘，公家的鱼塘。村里有个五兄弟，看上了这棵香樟树，几围大的树，树冠阴了半亩多宽水田，做柴火都可以烧半年。过路的人，透凉的人，睡午觉的人，中午都乐意来香樟树下的石板上歇脚，睡觉，聊天。那年，我正好在村里当生产队长，捞他个娘，这么好的树子，不知道前面哪辈人留下来的福气，哪能说砍就砍？他们几个弟兄背着斧子砍树那天，我拦下来，不许砍。我也有兄弟，我还是队长。两边的人吵了半天，最后作价，四百块。八二年，四百块还是笔大数。四百就四百。我在圩上卖了一条牛，凑了四百块交给他们队，树子才保留下来，归我。大家散了，我一个人在树下呆着，便拍着香樟树，和它讲，今天我救你了，以后你归我了，我遇到难处也要救我。
第二年夏天，双抢还没完，我回屋里吃饭，放在村头吃草的牛不见了。急得团团转，一家人出来找，在村里、后头岭，田峒里都看了一遍，牛影子都没有看到。八几年，一条大牯牛，值大好几百，抵得上田里一年的收入。田还没有犁完，捞他个娘，我还等到它回来犁田呢。四地方找了一遍，没找到。问了团团转转做事的人，都说没看到。大晌午，我实在想不到办法了，就到香樟树下，拍了拍香樟树，香樟树皮都巴掌大块。我和它讲，现在我牛丢了，有难处了，你要帮我指个方向。我花了那么多钱保你下来，现在轮到你保我了。当着树子讲完，在树下面的石板上坐下来，想卷一杆烟抽，烟荷包还没打开，我就在田埂边边上看到了一个牛脚迹印子，大小和我的牛正好。我早晚都放的牛，我跟着牛屁股，牛尾巴上有个虱子都逃不过我的眼睛，何况是另（这）么大牛脚迹。我跟着牛脚迹走，走过了一块田峒，又翻了一座山，又过了一块田峒，隔几米远，就能看到我的牛的脚迹。走到一块草坪子，牛脚迹没了。我就在草坪子上打转，找牛脚迹，找到村子边上，听到牛哞哞叫，我听清了，就是我的牛在叫。
找牛栏的时候，遇到一个妇人，妇人说这牛是某某今天才从天堂圩上牵回来。
我说我就是卖牛的，有副索子挂在牛角上，忘拿了，我来取索子。
打开牛栏门一看，就是我的牛。一天没吃草了，眼巴巴地，饿得哞哞叫。
牵牛回去，路过香樟树，在树脚下，我还特意停下来，摸了香樟树，感谢它的指引。如今树子还在，一点都没老，每年开花，几里路远都闻得到香味。
父亲有些不相信，那个妇女感叹，香樟树和人一样知恩图报。
现在它还有子孙了，附近的草地上，发出的几棵苗苗，现在长的有碗大了，院子里头一年四季都是香味。大叔又补充道，我们生产队的人听我把牛找回来了，都来看，我说我求了香樟树，我救过它，它这回帮了我，扯平了。做好事是有回报的。大家都觉得神奇。如今初一十五，村里还有人在树脚偷偷烧香烧纸呢。它已经帮过我了，人的生死有命，不是它能帮的了。
大叔说完他的传奇，好像搬走了压在心头的一块石板，脸上的阴霾淡薄了。
父亲的眼里闪出了光，晶亮晶亮的，又羡慕又好奇。
我没吱声，心里对几围大的香樟树充满好奇。并非是对它的知恩图报，有求必应，而是对它所在的环境感兴趣，对大塘、小路，田野、村庄、山岭所构成村野充满向往。我还从来没去过中和，从没见过几十亩宽的水塘，那不是水塘，是妥妥的湖啊。在水资源匮乏的宁远，简直是一种福音般地的存在。中和不远，和我们清水桥一山之隔。只是那山是阳明山，太阳在这里下山，晚霞在这里映红西天，暮色在这里升起，黑暗在这里如墙。如何穿过这一层层秘境抵达山那边的中和，找到那一口大塘，找到那一棵巨大的香樟树，像一个没有答案的传奇悬浮在我的脑海里。
我问大叔，他们村离县城多远。
三十五里。
很近。
很近。
我父亲出院了，我带我父亲去找你，去看看那棵香樟树。几百年的树，在宁远少之又少，值得拜一拜。父亲全神贯注地望着大叔，好像生怕被拒绝。
大叔一听说我要去拜访他和那棵树，好像他当年的壮举再一次得到了确认，热情地说一起来，我养了一大帮土鸡，来了杀土鸡熬汤给你们喝。在宁远，吃是基本需求，喝是高级品味。
我们应承，我父亲出院了一定去。
大叔彷佛得到了某种理解和认可，脸上发出一层光，淡淡的，像淡黄的阳光投射在白色墙壁上反射的微光。
第一床半坐了起来的阿姨听完了大叔讲的故事，身子滑了下去，又侧转身，面墙而卧。她应该会想，天底下竟然有这么一棵神奇的香樟树，或许又在惋惜，她没能拥有这么一棵神奇的香樟树，她的生命都交给打工了，有机会一定要去摸摸，接纳接纳香樟树的福气。
住在203号病房的人，是一群勤奋的苦命人。
在宁远，香樟树说不上罕见，但绝对是少见，尤其是几百年树龄的香樟树，又是绝对罕见。这么一棵树，对谁，都是一种召唤。一棵树，没有智慧，用强大的身体和生命与命运相持相抗，无知无觉，顺应天地，天地良心把它纳入到自己的运转中，所以，很多树的生命，轻松松松超越了人的寿命。人呢，与天斗，与地斗，与自己斗，一路都在逆天改命，智慧之力和辛苦劳力可以和命运之力相持，终究还是被损耗的一方，几十年一晃，便像一个摇摇欲坠的烂苹果。一代一代，循环不止。
我看向父亲，这个辛苦了一辈的子的老农，还在和大叔聊。父亲年轻的时候去过中和贩卖鱼花，见过大塘，十几亩水面宽。大叔说那不是他们村口的大塘，他们村口的大塘有几十亩水面宽，就像一块天落在了地上，四面青山皎皎，四季白云袅袅，那棵香樟树像一座高耸的宝塔。
父亲有些落寞，他这辈子都没有碰到一个传奇。想到那些机缘，父亲垂下头，叫我，他要休息。他似乎看透了，他和香樟树没有机缘，香樟树救不了他了。
我抱着父亲的肩膀，把他放下来。父亲的身体已经很轻，像块板了。风烛残年，一阵风就能吹走，不，吹一口气就能吹走，说的就是父亲眼下的状况。生病住院是抗拒命运的一种手段，心里的那点希望，就是憋在心里的一口气，强撑着，终归力乏，随时要凋零离落。
第二天早上，医院上班，查房的护士说父亲的床位欠费，需要补交两千元。我拿着手机前去缴费大厅，排了半个小时的队，交了费，回到病房，父亲坐在床头，侧着身子看着我，一副很不甘心的落寞样子。我想，他不至于想我这就弃他于不顾吧。病人如小孩，真是。大叔的那张床，被子已经叠好，放在靠墙的一头，枕头放在被子上，被单抻的平平直直。凳子放在床头柜墙面，板板正正。
我问父亲，中和大叔出院了？
父亲说他刚提溜一个桶出门。
一个人？
一个人。
我走出来，到大厅，三部电梯都在下行。
大叔走了，大叔是中和具体哪个村的人没有说，或者说过，我没记下，我专门记那棵香樟树了。我还从没见过香樟树。我不是去求它，人类的命运，跟它没多少区别。数百年寿命的香樟树，在宁远大地上，是标志、勋章、传奇和信念。我甚至有了翻遍中和的想法。一个镇，一棵香樟树像一杆旗帜，找出来并不难。可是又怕，中和有很多棵古老的香樟树。只要找到大叔，可大叔姓甚名谁？我又茫然，我不知道这人间是否真有奇缘。他的样子我记着，一个黄瓜条一样清瘦的农村大叔，一个忙生不忙死的大叔，像香樟树边的一棵小香樟树一样的大叔。
2024.11.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