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二十世纪最後一轮太阳的轰然落下，世界华文文学走过了它一个世纪的风雨历程。世界华文文学由中国（包括大陆、香港、澳门、台湾）华文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组成，回头审视它在二十世纪的历程，分析其特点和决定这些特点的因素，可以预测它在二十一世纪的发展走向。
我认为会有如下几个走向：
（一）由载道叙述传统为主流转为多极化叙述。
中国自古以来就讲究“文以载道”，文人以忧国忧民为载道，这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载官方之道，一种是载人民之道。後者的生命力总是比前者强，一有机会就试图盖过前者。当政府处於强势，舆论钳制严酷的时候，官方话语就成为主流；当政府处於弱势状态或开明状态，人民话语就有了破土而出的空隙，成为主流。近代以来的中国，正是这两种状态交替出现，从五四新文学运动到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然後是抗战文学、解放区文学，人民话语在文学上处於主流地位，四九年以後，官方话语渐渐走强，到文革走上极端，改革开放後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等呈现出官方话语与人民话语的碰撞和兼容。我们只要看看这些文学潮流的名称，就可以看出载道叙述传统的巨大身影。从香港和大陆分别评出的二十世纪一百部优秀小说中，以鲁迅、茅盾、巴金、老舍、肖红等为代表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占大部分，可进一步证实这一点。其他流派比如鸳鸯蝴蝶派、新月派、张爱玲等等则长期被文学史家所轻视。中国自九十年代开始，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急剧过渡，个人发展的空间增大，人们的经济意识日益膨胀，政治意识日趋淡漠，一大批年轻的新锐作家排拒载道叙述传统，越来越多的个人话语作品登堂入室，并受到广大读者欢迎。这是一种趋势的开始，而这种趋势随着高行健极具个人化的作品《灵山》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更得到肯定和鼓励，我们可以看到促成这种趋势的社会原因仍在持续走强，比如私营经济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中国加入国际贸易组织後门户将更加开放，政治体制也必然相应调整，所以可以预测，载道叙述将越来越退居非主流地位，多极化叙述则呈现出百花齐放的面貌。但如果发生重大政治事件，比如台海战争或大规模民主运动，共同话题将使载道叙述又随时可能重新成为主流。
（二）救亡话语渐渐淡出，救世话语日益凸显
载道叙述是一种表现方式，载甚麽道则是精神内容。近代的中国由过去的强盛帝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贫穷弱国，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处於劣势，也使得它生活在海外的国民、侨民处於生存的劣势，中国人面临的最迫切问题是救亡图存。所以反映人民疾苦、暴露社会黑暗的文学和鼓吹改良、鼓吹革命的文学便成了中国文学的主旋律。相应的，近代海外华文文学在精神上是与中国本土文学血脉相连的，是中国文学在海外的投影。比如郁达夫的《沉沦》、郭沫若的《女神》、闻一多的《红烛》等。迄今为止，中国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或者统合起来说世界华文文学的思想主线就是救亡意识，这包括国家的救亡和自我的救亡，虽然还有一些在精神内涵上属於非主流的作品。救亡意识关注的是本民族或本人的生存状态，而对於全人类的生存状态及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却不怎麽关注，或者说无暇去关注。西方发达国家则有相当一部分人民具有救世意识，表现为对世界性的和平、环保、人权、社会发展、慈善事业等问题的关注，这当然是由他们所在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强势所决定的。二十世纪末的中国，虽然人均收入还低，总体国力却迅速增长，排在世界前几位，所以在国际经济、政治上的分量越来越重。除了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还时不时给中国穿小鞋，再没有其他国家能欺负中国。中国将不再需要救亡，救亡意识也会从文学作品中渐渐淡化。日本人预测，再过大约三十年，中国经济就能超过日本。到那个时候，中国与美国也可以平起平坐了。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无可避免地要被推上大哥大的角色，担当起抑强扶弱维护国际正义的任务，国民必然滋生救世意识。从传统上看，中国人其实并不缺乏救世意识，当中国在古代是世界强国时，周边国家的纠纷常常要靠中国摆平。古人云：“达则兼济天下，不达则独善吾身”就是救世意识的反映。仅仅在二十多年前，中国人还在说要解放全人类。虽然那是中了左毒，但却说明了中国人只要处在感觉良好的状态，就有济世度人的胸襟。现在的中国人当然明白“解放”之类的用语实属笑话，但这并不抹杀救世意识本身的价值，它会以更加理性的方式表达，在文学中应该会以普世关怀的形态表现出来。世界华文文学与世界文学将有更多的共同话题。
（三）世界华文文学将会与英文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最大的两块。
二十世纪世界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上虽然占有一定面积，却没有足够的影响力与英语文学、法语文学、德语文学、俄语文学、西班牙语文学等大语种文学相抗衡，没有多少在国际上广为人知的作家作品。其实并不是中国文学不足观，象鲁迅、老舍那样的作家绝对是世界一流。华文文学影响力不大的原因，我以为一是近代中国的落后使得西方人对中国文学也不看重，二是对外翻译介绍不够，三是没有世界性的华文文学评奖，以获奖作品引起世界的关注。目前情况已经改变或正在改变，香港、澳门回归了中国，海峡两岸经贸文化交往频密，大中华经济文化圈业已形成，经济上的影响力带动了文化上的影响力；随着中国人留学和移居海外的增多，中国华文文学被翻译成外文的也多起来。高行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引起很多的争议，於是，设立一个全球性的华文文学奖正在酝酿中，一旦成功，获奖作必将受到世界文学界的极大关注。以华语使用者人口之众多加上大中华经济文化圈日益增加的影响力，世界华文文学将可能与英文文学成为世界文学版图中最大的两块。
（四）华文文学的主流产地与边缘产地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二十世纪世界华文文学主流产地与边缘产地的重要性是不对等的，作为主流产地的中国出了大量优秀的作家、作品，作为边缘产地的海外华文文学基本上不在文学史家的视野内。但是近些年来港台和大陆文化人的大量移民海外，提高了海外华文文学的整体水平。海外华文文学具备几点优势：一是易於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优良成分；二是处身母国之外能够比较冷静客观地观察母国；三是创作环境宽松，写作无禁区；四是因为海外的华文文学市场小，文学创作基本上不掺杂功利性，创作心态比较平和，这样比较可能写出纯文学作品。高行健得到诺贝尔文学奖是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在世界华文文学的范畴里，海外华文文学与中国本土文学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五）海外华文文学面临存续危机，但有希望克服。
海外华文文学对华裔移民的数量和文化素质的依赖性很强。随着中国人经济富裕度和政治宽松度的增加，华人向海外移民会逐步减少，这给海外华文文学会带来后继无人的危机，但是另一方面，随着华语的重要性日渐增加，学华语的後代移民会日渐增多，危机应能度过。
（六）作品的民族性面临挑战
二十世紀的华文文學的民族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随着現代化、国际化的发展，中国日益融入世界，在发展的同时却容易失去自身的民族特色。如果华文文学失去了它的民族性，就会失去它存在的价值。怎样将描写世界性的意识与民族性风格巧妙結合起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原发表于2002年？月？日澳洲《华人日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