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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的时代
作者:张镭  发布日期:2017-10-20 22:54:53  浏览次数:23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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拆掉的时代

 

站在高处的人,看到低处的人那么渺小,即便他是一个平庸的人,他也会心生感慨。

感慨什么呢?感慨人类咋这么渺小哩!

站在高处的那个人,顿时可能就有了错觉:以为自己因为站到了高处,他便高大了起来。其实,在低处的人的眼里,他同样也是渺小的。

于是,站在低处的人,也可能会产生错觉:以为他比高处的那个人要高大!

错觉终究是错觉。事实是,谁也不比谁高大。

真正高大的是造物主,为什么?因为造物主从不显现他的身影给世人观看。

看不见造物主的身影,并不影响人类对他的信仰。当然,你也可以不信仰。

造物主的高明,就在于他明明身在高处,却不让你看得见。一旦让你看见了,你就会失望,你就会产生错觉——以为自己比造物主高大!

人怎么能比造物主高大呢?所以,造物主要躲起来,也许不叫躲,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相信造物主的那些人(也许应当叫信徒),他们不相信人能成为神。但不相信造物主的那些人,他们却相信人能成为神。

人要成为神,首先要做到:深居简出,甚至根本不出。隐藏得越深,给人的感觉就越神秘。

当然,仅仅隐藏得深还不够,还要让所有的人,当然是他管得着的人,热爱他,崇敬他,甚至于恐惧他。

在《从苏联归来》中,纪德写道:“在这工厂的办公处,有一幅象征性的大图画很引起我的注目。人们看见:中央,斯大林正在说话,政府要人分坐在他的左边和右边,正在拍掌。”

“斯大林的肖像到处皆是,他的名字说在名人嘴里,无论什么演说都必带称颂他的话语。尤其在格鲁吉亚,我无论进入什么房子,哪怕是最贫苦的,最卑陋的,都看见斯大林肖像挂在墙上,无疑地从前挂神像的地位。崇拜么?爱么或惧怕么?我不知道,无论何时何地都见着他。”

1936年,67岁的纪德——一位年纪不小的法国著名左派作家,对革命充满着极为天真的幻想,应苏联政府邀请去了一趟苏联。这是一次失望之旅。他把苏联比作生了虫的红苹果,虽然外表光鲜,甚至亮丽,但这苹果显然已不能吃了。

1936年,中国也有了一支叫红军的革命队伍了。这一年的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胜利会师,从而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

从1934年8月到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突破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层层封锁和围追堵截,行程25000公里,实现了北上的战略转移。这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伟大创举,也是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

依照纪德的比喻,苏联的那个生了虫的红苹果,在我们这里则刚播下了种子。不过,距离结果子的日子,也不过还有13年。

不管怎样,我们都不可否认斯大林干过大事。但是,相比于苏联人心目中的这尊神,我更佩服纪德。纪德不过是一个作家,苏联他仅去了一次,但这仅仅一次苏联行,却让他发现了令他神往的国度,原来不过如此。在纪德眼里,苏联的人和事,都显得那么荒唐。无疑,这不是纪德心目中的理想国,理想社会。相反,这是一只生了虫的、不可食用的红苹果。

有人也许要认为,中国之所以会走上红色道路,一定是由于我们缺乏纪德这样的人。

我要说,中国不缺乏纪德这样的人。

傅斯年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可能的确比不上纪德。但在我的眼里,傅斯年比纪德要伟大得多了。为什么呢?因为对苏联的认知,纪德是去了之后才认识,而我们的傅斯年则是不曾去过苏联,却对苏联有无比深刻的洞见。

在傅氏眼里,苏联“乃是一个集人类文明罪恶之大成的国家。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传统和文化,就必须反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渗透,因为旧俄罗斯的帝国主义,苏联的新野蛮主义,正是横在我们眼前最大的危机,也是我民族生存最大的威胁。”

傅斯年不仅站在民族主义的角度反对苏联,而站在自由主义立场上更加反对苏联。他认为苏联对内对外展现的根本不是社会主义面容,而是地地道道的帝国主义嘴脸。所谓的“自由”、“平等”本来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口号,马克思主义主张无产阶级专政,苏联的制度表面说是经济平等,事实上恢复了中古的阶级政权形式的不平等。傅氏后来著文说:“马克思派提倡以无产阶级专政,先是一个根本不平等。个人专政,是一个人有特殊的权能,寡头专政,是少数几个人有特殊权能。一个阶级的专政更不得了,乃是这一个阶级整个有特殊权能。一个人专政已经吃不消,但一个人同他所用的人,终究力量有限,人民还保有若干‘自由’,等到一个阶级专政,那么,到处都是专政者,人民的‘自由’固然绝对没有了,而‘平等’又何在?”“再说,在XX主义这样虚伪的号召‘平等’之下,他只相信组织力的,他那种组织,组织到极度,一切组织都成了特务组织,一切作风都成了特务作风,过分的组织固然妨碍‘自由’,过分的组织又何尝不妨碍‘平等’?”“再说,……财富之分配不平均,固然影响‘平等’,影响‘自由’,政权之如此集中,决不给私人留点‘自由’的余地,岂不是影响‘自由’、‘平等’?政权集中的危害要比金钱集中危害更大,更影响平等。”(这段文字参见《南渡北归》第二部,岳南著,68页)

这几年,大陆流行“大师远去再无大师”之说。抄录傅斯年这段文字时,我才真切意识到,我们不仅有大师,而且有非常伟大的大师。这些大师都作古了,但像傅斯年大师这样的话语,难道不是依旧振聋发聩吗?

对苏联政权有着如此深刻洞见的一个人,自然会在我们终于摘下红苹果的时候,选择悄然离去。

1991年12月25日,苏联解体。纪德没能看见他眼中的那只红苹果由生虫到腐烂,再到终于落地的那一刻。我们的傅斯年先生,他也没能看到。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突患脑溢血逝世于台湾,享年55岁。

在从前挂神像的位置上,挂起了人像。人比神厉害!以人取代神?视人为神?这难道就是苏联人如此热衷于挂人像的因由?但这因由显然颇值得商榷。首先,挂人像是人民自己的选择吗?其次,挂了人像,神就被取而代之了吗?有多少人从心底认为,这人像上的人就是神?

看来,人造神的第一步,不是深居简出那么简单。这第一步,应该是把各家的神像打掉,挂上一幅人像。然后告诉人民:这幅人像上的人,就是你们的神。

不过,苏联的情形我不晓得,不晓得人民是否给人像上的人烧香,上供品。反正,中国的情形我是晓得的,我们只挂像,不烧香,也不上供品。我小时候就问过我母亲,我母亲捂住我的嘴,要我别胡说。

我不认为我是胡说。在我想来,既然画像上的这个人,是我们的神,为何不给他敬香,敬供品?不敬香,不敬供品,只能说明我们没有把他当成神,没把他当成真神。也说明我们对这个神太不虔诚了。母亲说,画像上的这个人是毛主席,毛主席是人。父亲即刻反驳母亲道,毛主席是红太阳,是大救星。红太阳就是太阳神,大救星就是星神。

后来父亲又补充了他的话——父亲说,白天毛主席就是红太阳;到了晚上,毛主席就是天空上的星星,而且是最亮的那一颗。

父亲的话其实很苦了我。在许多年间,我白天看太阳,晚上寻找那颗最亮的星星。我想看看太阳里有没有毛主席,哪一颗星星是毛主席。

在我那个年纪,我已经知道有个叫嫦娥的女人住在月亮上。我问奶奶,夜晚月亮最大,最亮,为何毛主席不是月亮?不住到月亮上去呢?奶奶笑着说,毛主席住在北京。

我养成仰望星空这个习惯,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我对毛主席的寻找。后来,当我长大了,老师告诉我,那只是一个比喻。毛主席怎么能住太阳、星星上呢?

以人像取代神像,取代神像的位置,这本身就有造神的意味。这一步很关键,但仅有这一步,显然不够。接下来要做的,便是如何歌赞这个神。纪德在苏联期间就遭遇上这个事,他把此事视为荒谬。他写道——

从梯弗里斯到巴统旅途上,我经过戈里,诞生斯大林的小城。我想,在这里打封电报给他,以答谢苏联的接待,那无疑是合理的。我们在苏联到处受人祝贺、欢迎,待同上宾,我再找不到比这更好的机会了。我叫汽车停在邮局门口,拿出电报稿子。大意这样说:“在我的美好旅行途中经过戈里的时候,我感到恳挚的需要,向你致敬……”但这里,翻译的人停住了:“我不能这样说话。这‘你’字是不够的,倘若这‘你’字指的是斯大林,这是不合礼节的。应当添加一点什么。”当我现出一点惊愕的时候,人们就互相商量。人们给我提议添加:“你,劳动者领袖”,或“人民导师”,或我记不起来别的什么。我认为这是荒谬的;我抗议说斯大林自己是超出这类胁肩谄笑之上的。我争论没有用,没有办法。人们只肯在我同意添加这类文字的条件之下,接受我的电报。现在既然是翻译问题,而这翻译,我自己又不能审查的,我争得厌倦之后,只好屈服了,同时卸除了一切责任,并愁苦地想到这类事情将助成在斯大林和人民中间划下一条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鸿沟。我也发现,我在苏联几次演说,翻译时,常有类此的修改,因此我宣布:在我此次旅行中,用俄文发表的任何文章,我都不承认是我的。就在这里宣布了。

实际上,相较于我们的“四个伟大”,苏联翻译人员所提的要求,实在算不得什么。可是,这对纪德而言,确实无法容忍,不可接受。

说起来不好理解,苏联走的是马克思主义的道路,要说造神,造的应当是马克思才对,可苏联人民却造了斯大林这尊神。

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其他走着相同道路的国家。真是有些奇怪:难道马克思主义里头有个人崇拜,有造神这一说?

要寻找答案,可能傅斯年已经帮我们找到了。

纪德给出的答案也很明白易懂。纪德的答案,依我的理解,可能是他写下的这样的一段文字:

斯大林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对的,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疑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

人家允许我们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我们离那还远得很。不错:专政,显然的,但那是一个人的专政,而不是无产者共同的专政,不是苏维埃的专政。这里不应当抱幻想,应当干脆承认:这不是人们所要的。再进一步,我们将要说:这恰好是人们所不要的。

“斯大林无论什么时候都是对的,这话等于说斯大林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事情之所以会是这个样子,那是因为斯大林已不是人,而是神。只有神才会这个样子,才能做到这个样子。

在专政这个问题上,纪德与我们的傅大师,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啊!

1996年,我利用在农村工作之机,骑着一辆自行车走村串户。干什么呢?看看农民家里挂的毛主席画像还在不在。说起来真是叫我感动,除了造了新屋的,但凡老屋,毛主席画像都还在。画像上布满了尘垢、蜘蛛网,还有因屋子漏水,而在画像上留下的水渍痕迹。

2006年,我再次回到乡下去收购毛主席画像时,真是换了人间。一部分农民被集中到居住点上去了,一部分农民则进了城,留在乡下的一小部分老年农民,老房子也都翻盖了。毛主席的画像,伴随中国的快速发展,日新月异,也一并消失了。

充满了疼痛感的中国式拆迁,拆掉的是一个既破且旧的旧中国,旧时代,建起的是极具城市气息的新中国,新时代。但没有人想得到,伴随着这场地动山摇的拆迁,一代伟人的画像也被“拆除”了,一时间,竟让我说不出个中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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