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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爱情的性,是完全可能的 ——杜拉斯的《情人》
作者:熊哲宏  发布日期:2017-11-08 12:24:12  浏览次数:2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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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哲宏50部西方经典爱情小说心理学鉴赏丛书》第一卷(3),即将出版)


我自以为我在写作,但事实上我从来就不曾写过;我以为在爱,但我从来也不曾爱过,我什么也没有做,不过是站在那紧闭的门前等待罢了。

                   ——《情人》   

没有爱情的“情人” 

《情人》一书的中文版(王道乾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封面上写着:“一个深沉而无望的爱情故事”。或许,编者只是想吸引读者的注意?或许,这算是编者对这本小说的一种解读?如果是一种解读,那就大成问题了!杜拉斯一生竭力阐明的一个主题是:爱情从来就不是一个“故事”——这是一种后现代的爱情观呢!

小说要讲的,是20世纪30年代,在法属印度支那的湄公河的轮渡上,一个15岁半的法国少女,结识了作为“中国血统的金融集团中一员”的年轻男人(比她大12岁)。随后,每天晚上,少女都要去“堤岸”(距西贡两公里的中国人聚居区)那个公寓房间与情人相会。这个与“堤岸的那个男人”的情事只持续了一年半。后来,少女回到法国。二人再也没有见面。

请注意,小说通篇都没有认可说,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依杜拉斯之见,根本不存在所谓“爱情故事”。)小说用的词语是:“堤岸的故事”,“堤岸的那个情人”,“堤岸的中国人”,“堤岸的那个无名的男人”等诸如此类。在少女回法国的轮船上,她哭了,因为她想到了堤岸的那个男人,她一时之间无法断定她是不是曾经爱过他;因为,“他已经消失于历史,就像水消失在沙中一样”。

到这里,我们可能就纳闷了:这个没有爱情的《情人》小说,到底要说的是什么呢? 

欲望:“性关系的直接媒介”

《情人》首先揭示了人的欲望是怎么回事。欲望首先是对身体的欲望;而对身体的欲望,说到底就是对性的欲望。这种对性的欲望,在(作为主人公的)“我”看来,是人自身肉体所赋有的本性,是“我的身体固有的使命”;“我身上本来也具有欲望的地位。我在十五岁就有了一副耽于逸乐的面目。”

杜拉斯的一个惊人论点是:欲望是“性关系的直接媒介”。西贡街上的女人们,她们自作、自受、自误,这是一大错误:“就是因为没有把欲望激发起来。欲望就在把它引发出来的人身上,要么根本就不存在。只要那么看一眼,它就会出现,要么是它根本不存在。它是性关系的直接媒介,要么就什么也不是。这一点,在experiment(实验)之前,我就知道了。”

这段文字虽然艰涩,但意思非常清楚,也很深刻:欲望虽是人的一种天赋本性,但它的“激发”却是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即是:只要看一眼,它就会出现。这就是说,女人的欲望是通过男人的“看”或“注视”而被激发起来的:在渡船上,在那部新利穆汽车里,一个风度翩翩的男人正在看我。

看,不仅具有激发人的性欲望的功能,而且还有直接的认知功能——“知道”。“看”就等于或意味着“知道”。从一开始,我就知道这里面总有着什么:他已经落到我的掌握之中。因此,当我第一次来到堤岸那个房间时,既不憎恶,也不反感,欲望这时无疑已在。我对他说,我不希望他只是和我说话,我要的是“他带女人到他公寓来习惯上怎么办就怎么办。”

到这里,欲望作为性关系的直接媒介,已经显现出来了:对性的欲望,本来就已经在身体内存在,所需的只是相互看一眼;而看就是知道,知道性关系的发生不可避免,势所必然。《情人》中说,这是一个“法则”。 

“爱的是爱情” 

至此,《情人》要表达的中心主题是:性,是完全可以与爱情分离的;或者说,没有爱情的性,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具有合理性的。

 我一开始就知道,我并不爱他。第一次在堤岸房间,一开始,他并没有去脱我的衣服,只顾着说爱我。但我没有回答他;我本来可以回答说我不爱他。“我宁可让你不要爱我。即便是爱我,我也希望你像和那些女人习惯做的那样做起来。”

我为自己不爱他提供了如下理由:“在原则上,我不应该爱他,我和他在一起是为了他的钱,我也不可能爱他,那是不可能的,他或许可能承担我的一切,但这种爱情不会有结果。”

《情人》中的“我”,爱的是“爱情本身”,而不是他——他甚至只是个“无名的”男人。这就使得我和他之间的性关系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在笔者看来,这种特殊的意义就是:性(Sex),不过是个中性的东西。所谓“中性”,在日常或一般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特征性,也就是没有任何独特的、典型的、必不可少的甚至必然的特征。在这个意义上,所谓性的中性,也就是性的自然性(天性)、无目的性、相对性、随机性、可替代性、非道德性等。而杜拉斯在这方面的探索,可以说是典型的“后现代的”。 

性的对象:“换一个也差不了多少” 

先看杜拉斯所表达的性对象的可替换性。尽管当我和他在第一个性场景(一个星期四下午在堤岸)中的第一次性交中,我就被引向“极乐之境”,但在我看来,那个激起了我性兴奋的“身体”,实在是一个无特征的东西,因而是可以替换的。

在渡船上,当他向她走过来时,她就看出,他是胆怯的。他的手直打颤。第一次上床,她对他身体的感受是:瘦瘦的,绵软无力,没有肌肉,没有唇髭,缺乏阳刚之气。自从那个星期四下午以来,“这个少女对于占有他、对于他的瘦弱,已不再感到难以忍受,奇怪的是,她的母亲也不像她在此之前感到有那种不安,似乎她也觉得,他那身躯差强人意,勉强可取,换一个也差不了多少。”

这段话寓意深刻。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少女对他那瘦弱不堪的身体也能够变得可接纳了。并借她母亲之口,表达了关于性对象的这样一个秘密:这身体差强人意,勉强可取,换一个也差不了多少。

问题是(这连性心理学家也会困惑),性对象不仅可以换一个男人(这个男人可以是任何一个男人),而且还可以——甚至需要——换成一个女人,甚至不止一个女人。《情人》向我们暗示,可换成多个女人:海伦·拉戈奈尔,玛丽-克洛德·卡彭特,贝蒂·费尔南代斯。

性对象换成海伦·拉戈奈尔,就比那可怜的男人身体要美多了。她比那个“白人少女”还要美。她的皮肤柔腴得像某类果实表皮那样,几乎是若有若无。“即使是我的小苦力小哥哥的身体也要相形见绌。”就像对堤岸那个男人的欲望一样,“我因为对海伦·拉戈奈尔的欲望而感到衰竭无力。我因为欲望燃烧而无力自持”。

值得注意的是,性对象的可替换性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男人的身体与女人的身体作为欲望的对象,二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我看她所依存的肉身,与堤岸那个男人的肉体是同一的。”不仅是同一的,无差别的,而且在性行为过程中,似乎拉戈奈尔的身体更富魔力:“她显现在光芒四射、纯洁无罪的现时之下”,“显现在不断重复的展放——像花那样的怒放之中。”在此刻同性性行为中,我才感受到,“那个男人使我获得的欢乐是那么抽象,那么艰难痛苦”! 

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表达和实现欲望的工具 

在这里,杜拉斯向性心理学提出了一个更具挑战性的问题:拉戈奈尔的身体,不仅可以做爱(女同性恋),而且还可以在异性性行为中成为引发女性性高潮的媒介:

“我真想把海伦·拉戈奈尔也带在一起,每天夜晚和我一起到那个地方去,到我每天夜晚双目闭起享受那让人叫出声来的狂欢极乐的那个地方去。我想把海伦·拉戈奈尔带给那个男人,让他对我之所为也施之于她身。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让她按我的欲望行事,我怎样委身,她也怎样委身。这样,极乐境界迂回通过海伦·拉戈奈尔的身体、穿过她的身体,从她那里再达到我身上,这才是决定性的。为此可以瞑目死去。”

这一段深奥怪诞的文字,以一种幻想的性场景的方式,它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首先,它表达并认可了性行为的多样性和丰富性。也许,按传统观点看,这是一种性反常:在我面前,让一个男人对我之所为也施之于她身。但现在性心理学家倾向于认为,所谓性反常,不过是传统道德观所附加的一种人为的东西。如果我们用不带偏见的中性观点看性行为,这里所渴望或幻想的是一种“多目标恋”,还附带有“观淫”、“裸露”、“施虐—受虐”的意味。看起来这些性行为似乎难以想象,但它们确实是实际存在的。至少,精神分析学派的性心理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方迪在《微精神分析学》(1993)中指出:“微精神分析学不仅能够理解成年人各种各样的性反常和混乱的性行为,而且谴责对生殖器的崇拜,认为它是性活动贫乏的表现,而不是性活动的心理生物桂冠。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称性反常为性活动的补习行为,这似乎更科学”。

如果把“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看作是性活动的补习行为,那么,拉戈奈尔的身体在这里实际上成了表达和实现欲望的工具。对我来说,拉戈奈尔的身体既是那个男人和我之间欲望的媒介,又是我的欲望在其中得以传递的媒介,因而以我能够看到——“就在我面前那样去做”——的方式,充当了表达并实现我的欲望的工具。不仅如此,我还通过看着作为媒介的身体——拉戈奈尔的身体——的性高潮,来体验我自身的性高潮。换言之,为了产生视觉上的性高潮,仿佛必须有另一个身体来替代,并看到这个身体的性高潮,进而“迂回通过”这个身体再传递到我身上。这样才能快活得要死! 

在性过程中变成了“孩子”和“物”

《情人》尖锐地触及了性行为过程中主客体的关系问题:在发生性关系的过程中,性的主体与客体是融为一体的,还是彼此分裂、分离的呢?请看一段有趣的描述:

“我注意看他把我怎样,他以我为用,我从来没有想到竟可以这样做,他的所为已经超出我的希求,却又与我的身体固有的使命相吻合。这样,我就变成了他的孩子。对于我,他也变成了另一种物。……一切都在迎合他的欲望,让他把我捕捉而去,让他要我。我变成了他的孩子。每天夜晚,他和他的孩子都在做爱。”

 这里的中心意旨是说,在性行为过程中,性的主体与客体之间本质上是分离的:彼此之间不(或不需要)认识,不(或不需要)沟通,不(或不需要)理解,彼此成为对方的一个异己的(与自己疏离的)东西——无论是“孩子”还是“物”。

“他以我为用”。这里的“用”便意味着,我只是他的一个有用的性工具。“他把我当作妓女,下流货”。他的“所为”即他的性技巧超出了我的希求,但却能使我产生肉体快感——“强烈的快乐使我闭上了眼睛”。这样,在有意识的希求与潜意识的肉体本能不相一致的条件下,我就变成了他的孩子。“他抱着她就像抱着他的孩子一样。也许他真是在抱着他的孩子。”她成为了他的孩子,是因为她在一定程度上是他的一个造物,是在做爱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一个东西;更是为了他的快感而塑造的一个东西。这样,我变成了他的孩子,岂不是顺理成章的事!

而对我来说,我充其量只是认识他的皮肤,他的性器官。至于他本人如何,那是在我的认识之外的。既然是这样,他,相对于我而言,也就变成了另一种“物”。

杜拉斯以所谓“孩子”和“物”的隐喻,说明即使在性交过程中,特别是在性高潮的时刻,男人和女人相互之间仍然是深深隔离的,彼此很不了解,甚至并不“认识”:在堤岸房间即将发生第一次性关系时,“突然之间,她明白了,就在一刹那之间,她知道:他并不认识她,永远不会认识她”。

耐人寻味的是,当两人在一起时,“我觉得我隐约间又渴求孤独”。“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怀抱里,我不愿意睡在他的温暖之中。但是我和他睡在同一个房间、同一张床上。”到后来,也就是临近分手的时候,他几乎没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了;甚至他发觉,他们从来就不曾有过“真正的交谈”。

更有甚者,性关系不仅不能使情人之间相互认识和理解,而且还要为之付出巨大的代价。 

“肉欲可怕的阴暗深渊”:痛苦、恐惧和死亡 

性行为固然可以给人以快乐,甚至可以享受“为之一死的极欢大乐”,但它同时也伴随着无奈的、不可免除的负面心理效应:悲戚忧伤、痛苦、恐惧,甚至死亡——至少是死亡感!这是《情人》反复要表达的一个涉及到性心理学重大问题的主题。

当白人少女上了情人的小汽车,车门关上。恍惚间,一种悲戚之感,一种倦怠无力突然出现。而情人呢,更是、并总是一个“痛苦的男人”。当他第一次把她赤身抱到床上后,他转过身去,退到床的另一头,哭起来了。他找不到战胜恐惧去获得爱的力量,因此他总是哭。他每天晚上从她那里得到的欢乐,要他“拿出他的时间、他的生命相抵”。这样一来,很自然地,堤岸的房间,就成为“悲痛的所在地,灾祸的现场”:“那是一个令人窒息的地方,接近死亡的地方,是暴力、痛苦、绝望和可耻的地方。”

至于性行为过程中出现“厌恶感”、“碰僵”、“失望”,“耻辱”,便是司空见惯的了。特别是“恐惧”,即使在最兴奋的时刻,也不能消除:当他开始戏弄她的身体的时候,她也相应地顺从他的欲望所指引的方向,听之任之。突然之间,“又一次碰僵了。他们彼此封锁起来,沉陷在恐惧之中,随后,恐惧消散,他们在泪水、失望、幸福中屈服于恐惧。”

也许是出于天性,“我相信我隐约间已经感觉到对死的渴望。死这个字我已经无法把它和我的生命两相分开。”第一次性交,我便体验到了性高潮,而且随即暗自思忖:我母亲不知道世界上有这种快乐存在。接着,我觉得我又想要他。我要求他再来一次,再来再来,和我再来。他那样做了。“他在血的润滑下那样做了。实际上那是要置人于死命的。那是要死掉的。”因此,当他们事后从公寓走出来,为第一次性行为所付出的代价是:“我变老了。我突然发现我老了。”

性行为过程中伴随着死亡焦虑,即使是在性话语中,那相互对视的目光也会归于死亡;至于处于性兴奋中的身体,也是要“向着死亡延伸而去”的:“他注目看着她。他闭上眼也依然还在看她。”注目看,当然是凝视;凝视,也就意味着占有、控制——她变成了他的孩子。而闭上眼还在“看”,则是他的整个身体在感觉,在感受。但看着看着,出问题了:她的这个“身体”不仅和别的人体不同,而且这身体也没有界限了:它在形成,变形,扩展,没有固定的地点,超出目力所及,最后延伸向死亡。

性高潮,诚然是极欢大乐,但“这无比的欢乐也就是耻辱,可以为之而死的死,也就是那种没有爱情的情人的神秘不可知的死。问题就在这里,就在这种希求一死的心绪。”这里的关键在于,值得为性高潮而死的“死”,意味着情人之死!当我得到性高潮时,我的情人也就死掉了。而且,情人之死——至少是他死的原因——是神秘不可知的。可悲得很,我们人类的性行为,就跟雌性螳螂、蜘蛛在交配后吞食雄性伴侣,没什么两样! 

你也许会说,《情人》中对性行为,特别是性高潮的看法,是过于悲观的了。但这正是杜拉斯的魔力之处:性与爱情是两个完全可以分离的东西,没有爱情的性是完全可能的,也是合理的。她把这种后现代的爱情心理学观日常地表达为:“爱一个人就是对他有所欲望;欲望在哪里,爱就一直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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