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新冠”疫情引发的的不确定性与普遍的恐慌，令我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依赖手机。
平常的日子，大多数“低头族”离不开手机，主要因为它提供了生活运用上的诸多便捷，而并非像商家或自媒体营运者那样，要从中发掘什么“商机”。尽管如此，精神依赖的倾向也已经相当明显。
清晨醒来，应该关心身边人，应该安排一天最重要的事，应该走到（或望向）户外，去欢呼迎接照常升起的太阳。但意志薄弱的“手机用户”第一个动作仍然是打开手机，看看有没有新的“信息”。
黑夜已深，应该休息，应该整理一天生活、劳作、交往和思考的碎片了，但眼睛和手指仍然滞留于手机屏幕。
一位调皮的朋友曾经严肃地提问：倘若哪一天突然没有手机，或手机还在，却突然“拉闸断路”，会有什么后果？
我思忖良久，最后只能从大家熟悉的《孔乙己》中姑且给他一个答案：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
然而今天面对同样的问题，就不能再仰仗万能的《孔乙己》了。此时此刻，人们不仅依赖手机所提供的生活便捷（以及诸多“妙不可言”的赏心乐事），更依赖它源源不断“上传”给大家的关乎生死的“信息”。
为了强迫自己少看手机，我特地设置了一天的屏幕使用时间。然而每当手机提醒我设置时间已到，是否取消本日时间限制，稍微犹豫一番，往往还是羞愧地按下了Yes键。
人们长久被“新冠”围困在彼此隔离的牢笼中，出于本能地要反抗许多自认为必须反抗的东西。但与以往相比，我们现在主要反抗的还是那深藏于内心的虚空、绝望与恐惧。打不完的口水战是心灵软弱的外在表征，而对以往最能激发我们好奇心的无数因果链条的淡漠，则意味着当下生活世界的坍塌令我们不得不翘首以盼那来自世界终极的“信息”。
“新冠”激活了往昔被“日常之烦”所掩盖的基础生存论上的终极关怀，尽管残存的理智仍然将此终极关怀错认为是另一个陌生的值得好奇的“信息”。
这就是我们手不释“机”时真实的精神图景。“新冠”将人类卷入一场空前的灵魂征战。但我们唯一用于征战的“世内在手边”的工具（武器）却只有这手机。
尽管尚未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但人类全体这次几乎经历了类似战争的残酷挑战。“抗疫”与战争的区别仅仅在于，那随时杀人的似乎并非可见的同类，而是不可见的异类，一种人类至今仍无法认清的细小微生物。就连“科学”命名，各国、各地都有所不同。世卫组织对这个绝非形式主义的小问题也束手无策。不管该病毒如何命名，这人类的仇敌确实将死亡的威胁传递给了每一个人，它“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
据说西方不少人士出于种种原因，起初都不肯放弃聚集性社交，也不愿戴口罩。可一旦清醒过来，谁也不敢毫无防护地裸露在这精灵般狡猾的病毒面前。人们只会担心自己防护得还不够——除非有人果真被死亡的威胁激活了自杀的冲动。
但我们经受的恐惧与绝望不仅来自异类的攻击与死亡的威胁，更有在共同的死亡威胁面前人际关系的破裂。怀疑、不信任、提防、歧视、埋怨、仇恨以至于直接的攻击与伤害几乎无处不在。尽管国与国、民与民之间新的撕裂与仇怨无非是古老历史的化妆演出，了无新意，但其激烈程度，波及范围，确实史无前例。
因此病疫带来的战争是双重的，既是人与异类之间的征战，也是人与人、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征战——后者虽然不是兵戎相见，但包裹在语言中的怨毒同样充满杀机。
空前的恐慌和惧怕凸显了战时意识形态的另一核心内容，即陷于无助中的人们对真相的渴求。真相意味着正确的应对策略，意味着更多的希望与平安。但普通人获取真相的主要渠道，除了手机，别无他物。君临一切的惟有手机。
那不肯匍匐其威仪之下、拒绝使用手机或不愿通过手机上网的少数意志坚定（或意志薄弱）者们有福了。至少在共同的毁灭威胁面前，他们隔绝了无处不在的灵魂的痉挛与聒噪。
手机也确乎出色完成了它的使命，就是把掺和着恐惧与安慰、绝望与希望的无穷信息，以“真相”的名义，毫无损耗地传递给分分秒秒将它像圣物一般捧在手心的每一个人。但悖论在于，手机信息中恐惧和绝望的内容几乎抵消了同等剂量的慰藉与希望。每天入睡前（如果睡眠仍然正常），人们从手机获取的正负两面的信息差不多会同时清零。
尽管如此，人们仍然离不开手机。一觉醒来，昨天还被手机折磨得疲惫不堪的你我仍旧会不假思索地扑向手机。它俨然是某个大神慷慨恩赐给人类全体最廉价最便捷的救渡之筏。人类希望手机最终能解开谜底，带领大家抵达某个安全所在。
此时此刻，手机成了大家必须紧紧抓住的永恒许诺。它本来就是人手所造、不能再被破碎的最后的神话。它具有一切神话相同的本质：一头连接着神秘而全能的超越者，一头连接着匍匐在地的个体生命的全部内容。
人类目前给予“高科技”唯一“正面”的肯定，似乎就只剩下男女老幼对手机这一最具普世性理念的“高科技产品”毫无差别的精神依赖了。
亿万双惊恐的眼睛在手机屏幕前时而兴奋时而沮丧地搜寻着。人们希望从这平面万花筒突然搜寻到来自不可知的未来某种可知的信息，就像过去时代的信徒们警醒等候，守望着他们所信奉的诸神亲自或通过众先知间接传达的至高圣喻。
1847年，三十岁的梭罗完成了《在康科德河与梅里马克河上一周》。他在书中宣称，那两条人迹罕至的河面上有一种雀鸟，当你凝视它们的眼睛时，就能从中看见上帝的目光。一百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这威严而温柔的目光转移到手机屏幕——梭罗当初竭力逃避的科技与商业联手打造的“高科技产品”上面来了。
忧愁而孤僻的梭罗应该原谅，我们不会愚蠢到崇拜手机的物质与技术的外壳。我们知道这外壳背后有“信息”。我们也知道这“信息”必然掺和着无数的虚假与欺骗，但我们相信那无尽的喧哗与骚动绝非毫无意义。经过有效甄别和持续跟踪，真相自会水落石出。这真相不仅关乎当下的机会、平安、权利、幸福，更关乎未来“一切的一”和“一的一切”。
我们更相信，通过手机，我们被赋予了这样的权利和这样的机会。我们仍然是诸神的宠儿。而手机也因此成为从高处注视芸芸众生的巨神之眼。你必须目不转睛向它凝望，才不至于遗漏那重要而可贵的“信息”——它很可能闪电般突然降临又稍纵即逝。它需要你我把整个生活世界纳入其中，或者就把它看做全部生活世界的替代与浓缩。
手机之外，再无别物。肉身被“隔离”在不同建筑物中，灵魂却都被驱赶着进入手机所呈现的亦真亦幻的方寸世界。灵魂属于手机。手机的本质在于信息。高居无数信息之上的权威发布者是谁呢？
十几年前，许多人只是听闻“信息高速公路”这个名词，现在大家不仅都拥挤在这条高速公路上了。技术的发展还一步步将这条道路搬到天上，伸展至“云端”，让我们有希望从当初并非误译的“牛奶路”回过头来，“遥望齐州九点烟”。
这样的场景早就发生过。魔鬼不是曾将耶稣带上“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吗？那诱惑者的技术肯定高过一切“信息高速公路”的总和。但技术的加速发展正未有穷期，魔鬼的诱惑与手机的距离正在不断缩短。
一百年前有智者说，“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果真有这条希望之路，它也实在太蜿蜒曲折了，如老子之“道”，恍兮惚兮，玄而又玄。但与此同时，更多的人还是听到了从以赛亚到施洗者约翰的旷野的呼喊：“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们是如此领悟着手机的功用。
2020年4月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