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華留學生小説的一個回顧（一）
認同是世界華文文學(移民文學)的中心問題，澳華留學生文學自然不能例外。
認同首先是被認同，在現行國際準則規定下，首先是取得法律意義上的居民身份。在澳大利亞，對上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赴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公民來說，這竟然成爲一個漫長而又痛苦的過程。從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發生、澳國總理鮑勃.霍克宣佈“臨居”決定(給予那些在一九八九年六月二十日前抵澳的中國公民臨時居留權)，到一九九七年六月十三日澳國政府允許最後一批構成“中國留學生問題”的人員通過一種過渡簽證得以申請成爲澳國永久居民，五萬左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公民經過長達八年的艱苦掙扎才最終全部獲准在澳居留。這真是世界當代史上一件令人悲哀、令人無法遺忘的事件——對當事人來說尤其如此。
在這期間，在這五萬中國大陸留學生中間，發生了多少酸甜苦辣、悲歡離合的故事！報紙上曾經多次出現過“人將不人”的呼嚎。報紙上也曾經討論過發生在他們中間的所謂“叛離原有文化傳統的行爲特徵”，例如，近乎游戲的家庭重組現象、“白領階層”淪爲“底層役工”現象、社會關係和情感淡化現象、假結婚現象、老夫少妻現象、返國娶妻現象、同居現象、買屋供房現象、與父母子女隔閡現象、沉迷賭博現象、自殺現象，等等。這種種現象，自澳洲有史以來，在其它任何社會群體中都不會如此高密度、大面積出現過。這一切，令人瞠目結舌，難以置信！
這段經歷當然留下心理後遺癥。正如曾經也是這五萬中國大陸留學生一員、而現在是深圳大學文學院副教授的錢超英博士所指出：“那一段動蕩、焦慮、懸隔、錯置，必須隱姓埋名，保密國籍，忘卻自尊，掙扎求存，比‘二等公民’還等而下之的‘黑民’歲月雖已過去，但終究構成了他們‘集體記憶’深處長久不滅的灼痛，構成了他們面對理想與現實恆久疑難的經驗背景，構成了深刻改變他們的世界認知和文化態度並影響其身份意識的重要基礎。”(錢超英，《“詩人”之“死”：一個時代的隱喻》，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1月，頁27)根据堪培拉的評論家張曉君的觀察，澳大利亚“留學生文學”中不少作品可称之爲“留學生傷痕文學”，因爲在描寫心靈創傷方面，它們與中國大陸傷痕文學有相似之處。（張曉君，〈澳大利亚華文創作（1989-1999）評析〉，《東華時報》2000年4月6日）
美麗的謊言：《我的財富在澳洲》
描寫身份焦慮、打工艱難的一部早期的長篇小說爲劉白(劉觀德，來自上海，現在上海)所著，書名是《我的財富在澳洲》(《小說界》1991年3月號﹔上海文藝出版社，1991年)。這是一個中國大陸留學生在澳洲尋夢尋找財富的故事，也是一個外來者、失敗者的故事。書名“我的財富在澳洲”畫龍點睛地提示著一種巨大的反譏。主人公名叫羅伯特.牛，他哪有什麼財富在澳洲？！他每天遊走於陰街暗角，千方百計尋工打工，掙取可憐的一點小錢，首先還得還清出國前所籌借的債務。由於沒有身份，還得東躲西藏，躲避移民局捉拿，形同“土撥鼠”一樣。作者更刻意在全書每一章開頭大量摘錄當時的傳媒報道、國會論爭、史料逸聞，呈現主流社會一派宏大、甚至高高在上的氣勢，和這些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瑣碎卑微對比，營造出一種強烈的反差。書中有兩句話來自這一痛苦的真實，又爲這一痛苦的真實作了高度概括，並成爲這一時期滯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經典語言。一句稱爲“五苦論”，痛感打工苦但失業更苦：“吃不著苦的苦比吃苦的苦還要苦。”另一句是“三難論”：“出來難，呆下去也難，回去更難。”
和《我的財富在澳洲》並列譯成英語一起出版的是另一部中篇小說〈澳洲：美麗的謊言〉(《電影電視文學》1991年第2期，頁2-22﹔英譯書名爲“BITTER PEACHES AND PLUMS──Two Chinese Novellas on the Recent Chinese Student Experience in Australia”，trans. By J. Bruce & Ouyang Yu, Monash Asia Institute, 1995, pp. 175-249)。這部作品清楚地反映了中國大陸留學生的烏托邦幻滅。作者皇浦君（上海人，現住中國）爲它取了“美麗的謊言”這樣一個題目，也是指向一種苦澀的反譏。
苦中作樂與異域棲身的悲哀
在中篇小說〈布羅尼亞帕克的春天〉(悉尼《東華時報》1997年5-6月；《澳洲華文文學叢書.小說卷》，福州海峡文藝出版社2002年10月出版，頁65-108)裡，劉放(劉劍星，廣東普寜人，廣州暨南大學中文系畢業，原爲廣州《花城》雜誌編輯)生動地描寫一群中國大陸留學生在一間老人院做他們以前從來沒有預料過、當然也不熟悉的護理工作的經歷。他們每天的護理工作極度沉悶，瑣碎辛苦，還得忍受老人發脾氣時施加的折磨。面對各種鰥寡孤獨、衰老病殘、痴迷顛狂的景象，他們深感自己是活在一座遠離塵囂的活墳墓裡。不過，他們畢竟年處青春，熱血騷亂，也有獨特的苦中作樂的辦法。他們工餘互相發泄情慾，羅曼蒂克一番，甚至出雙入對，儼然恩愛夫妻。其中傳達強烈的荒誕感。
令人深感難堪的是——特別回憶起來更是，當年不少留學生的居留問題常常要和婚姻性愛扯在一起。畢業於悉尼理工大學的微風(張威，天津人，悉尼理工大學新聞學博士，現爲南京大學國際傳媒研究所所長)博士在一篇文學評論中指出：“無論是留學生之間的情思還是留學生與異域‘鬼佬’之間的跨國之戀，或是新舊交替的情愛都圍繞著如何在異域棲身的主題。”(微風，〈欲愛凝眸：悉尼留學生小說之樹上的幾片愛情綠葉〉，《東華時報》1997年11月7日)微風這個觀察道出了痛苦的真相。不用說，這種“愛情”大多是悲劇。
墨爾本作家劉奧(劉熙讓，北京人，原《北京晚報》記者、編輯，現居布里斯班)的長篇小說《雲斷澳洲路》(北京群眾出版社，1995年)描寫一對相愛的留學生情侶爲了能夠在澳辦理居留，不惜勞燕分飛。女方和一個醜陋的“鬼佬”過上受盡凌辱的同居生活，但就在眼看獲得居留批准的時候卻死於非命了。這部作品極力傳達這個信息：“這正是我們這些人的悲哀所在。什麼是移民？美國人的字典上解釋得好：移民就是把外鄉看成比家鄉還好的傻瓜！”(頁304)
〈初夜〉：身份的代價
張勁帆(武漢師範學院中文系畢業，原在湖北省社科院文學所工作，現爲澳洲中文學校聯合會會長、悉尼華文作家協會理事)的中篇小說〈初夜〉(墨爾本《原鄉》1996年第1期，頁81-155)不但反映中國大陸留學生爲了在澳居留所遭受的困苦和付出的代價，也是一出反映在性愛情慾上中西文化衝突的悲劇。女主人公白玫品質高貴，潔身自好，特別注意保持處女貞節。最後，她因爲需要有人以“同居”關係把她從移民局拘留中心擔保出來，被迫獻身給一個叫做丹尼斯的白人。
她過去曾經無數次地憧憬過她的“初夜”﹔她堅信人生唯有一次的“初夜”應該非常美好非常溫馨的。但是，非常悲慘，到頭來她的“初夜”竟然變成這樣：
沒有感情源泉的滋潤，處女地始終是乾涸的。經驗十足的丹尼斯漸漸失去了耐心，氣越喘越粗，朝她直刺過去……
丹尼斯發泄完了他充沛的精力，坐起身，擰亮臺燈，對著染紅的床單瞅了一眼，然後象看一頭怪物似地盯著她說：“你都三十四歲了，還是處女？簡直是不可思議，不可思議！你到底是犯傻，還是天生性冷淡？你長得很漂亮，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你完全不行……我真的很失望！”
………………
她放聲痛哭，清水、淚水和著血水往下流……
她洗了很久，仿彿要把她遭受的所有不幸和屈辱都洗掉。洗完澡後，她表情冷漠地穿上衣服，進到睡房。丹尼斯已經把染著她血跡的床單扔在了地上，換過了另一張床單，悠然躺成一個“大”字，奏著響亮的鼾聲睡著了。
白玫開始收拾隨身行李。
二十分鐘後，她拎著行李出了門，走進茫茫的夜色中……(頁154-155)
綠卡：迎來生命歷程中真正的漂泊
那麼，取得法律意義上的居民身份就解決問題了嗎？林達(衛抗凝，廣州人，畢業於廣州外國語學院英語系，曾任《廣州日報》編輯，現在悉尼從事股票、金融工作)一部中篇小說〈最後的天堂〉(《東華時報》1997年7-8月連載﹔廣州《花城》1998年第4期，署名“抗凝”)相當深刻地觸及“漂泊”問題。作品寫於一九九七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八日，當時作者在悉尼剛好有一段相對空閑、可以集中寫作的時間。題記說：“澳洲是天堂，最後的天堂，天堂也不過如此。”像題記所暗示，這是一個大陸人去國棄妻別子在澳洲艱辛謀生的故事，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外鄉人結構上的悲劇”。小說這樣結尾：
許多年之後。我坐在南太平洋一個海角，把手貼在濕漉漉的岩石上，我確信我的確已經人在天涯。至此，我弄懂了一個徹頭徹尾的外鄉人結構上的悲劇。……人類歷史源遠流長，只有日複一日，年複一年的時間，而沒有驚天動地的故事。版圖上那些歷盡艱辛、耗費時日的遷移，無論距離長短，不過是逃生一種而已。各自逃生的手段五花八門，本領也因人而異，但結果卻大同小異……(《花城》1998年第4期，頁196)
小說有這樣一個場面，一群中國大陸留學生受益於澳洲政府“11.1”決定得以居留，但是他們歷盡千辛萬苦而達到的這個目的卻沒有使他們高興起來：
那一夜有霧，霧色蒼涼。霧氣把夜團團圍住，使夜更加凝重，安祥。有人悄悄唱起了國際歌，隨後又有人壓住嗓門唱起《九.一八》。歌聲四起之際，人們一下子都悲壯起來。琴唱得比誰都動情，低沉的女中音鉛一樣沉沉壓下來。在唱到‘在那個悲慘的時候，我離開我的家鄉，流浪……’時，琴突然捂住臉，淚從她那纖細美麗的手指縫中流下來。
那天夜裡，大屋的情緒在琴用手捂住臉之後，便一發不可收拾。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哭泣，思緒如潮，悲歌如潮。綠卡作爲敲門磚的使命至此全部結束。人們再一次被偶然所操縱，迎來了生命歷程中真正的漂泊。(《花城》1998年第4期，頁192)
二零零一年八月七日初稿於悉尼，為拙文〈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試談澳華小說的認同關切〉的一個章節。原文曾收進筆者文藝評論、隨筆選集《精神難民的掙扎與進取》一書中，並有一前言：“一般認爲，澳華文壇真正成型到現在不過十年時間。在這期間，澳華文學以一九八九年‘六四’前後赴澳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包括出國訪問學者和以出國留學之名在外打工者)所創作的所謂‘留學生文學’(或稱‘大陸新移民文學’或‘新華人文學’)爲主體。本文試圖討論這期間澳華留學生文學中的小說創作以及有關評論。由於只是以有限的問題探討展開，不能一一兼顧，肯定會掛一漏萬，立論也會偏差，萬望讀者方家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