悉尼的翦牧史在墨市大洋時報〔大洋廣場〕上的系列篇[什麼是當下的寫作]頭篇開場後﹐即選了施國英的“二八論”為其解讀的首例﹐很有些“目無全牛”的味道﹔相信若干篇之後﹐再回過頭來讀他對“二八論”的新解讀﹐以及為什麼說“施國英有完全正當的理由”﹐讀者會有更深的體會。他選擇施女士為首例解讀對象﹐我不认為會與同一版面的施國英的〔悉尼的美女作家和墨爾本的白痴作者〕一文中不算張狂的那句話同流——“這個世界上有多少人知道施國英”﹔翦牧史只是選擇準確﹐該無“抬舉”與否的考慮。
翦文沒有將施國英的“二八論”歸入“本不值得不應當進入建設性關切的視界”的東西﹐而說成是“排山倒海般強行闖入者”﹐它能掀起的經年累月的大討論﹐確是一個明證。但我不認為它的在澳華文人中能夠成為一個熱點﹐首先要歸功于報社老闆喜歡或嫌惡﹐那較深層的原因﹐可以而且應該能從施國英自身的解說中找到﹐或者說窺到大概。
1995年以前﹐身在悉尼的我對於華文報刊﹐除了星島﹑新報就全無概念﹐所以對於1994年初因施國英在《大世界》雜誌上的一篇有關“東西聯姻雜談”的隨筆中提出的“二八”比例而激起的千層浪﹐一無所知。等到幾年後舊話重提時﹐由於沒見過原文﹐也就抱着“存而不論”的原則對待。某一天﹐偶爾在一家免費週報上讀到了重新印出的原文﹐我當時的感覺是很有些奇怪﹐在澳洲﹐這樣一篇文章會使男人們津津樂道聊以解嘲﹐所以我接受施國英所持的“可以理解”的態度﹐說在澳洲激動的這些中國男人當時是弱勢群體,他們本處在焦慮之中,竟要面對在澳中國女子不僅路多一條﹑還敢如此張揚的局面,除了群起反擊外似無別的對策。
之後讀到了一些文人學者對“二八論”及引起的大辯論的學術探討﹐我覺得挖出的意義只可算是“二八論”的種種待發揮的影響﹐用來解釋施國英卻有些勉強﹐不大象﹔而激起的那種熱鬧依然存在﹐背後的動力是什麼﹖至少有一人解釋得妙﹕“男性骨子裡對她們的這種表達並不反感”,這點該是施國英始料未及的(請見東華時報編緝辛夷楣女士專訪徐揚先生的報導4/19/2001<東華時報大特寫>)。當2001年辛夷楣專訪施國英“她還堅持‘二八論’嗎﹖”我覺得對施國英的理解象是進了一層。她說厭惡在中國做人要偽裝﹑扭曲自己﹐尤其是有正義感的人﹐會無端惹禍﹐但她也覺得自己渺小﹐救不了別人﹐那就救救自己吧﹗這大抵是同國內學者周可指出的﹐從施國英的一組描寫澳洲小人物的小說作品中透露出的她的觀念意識﹑即用東西方無為﹑虛無哲學揉合而成的人生價值取向是相一致的。
這期間﹐逐漸讀多了些她的作品,總的感覺是她將自己規範得很好。我只是納悶﹐這樣寫下去﹐在國內也未必會有麻煩的﹐當然我只是從一個角度講施國英的寫作﹔而一直就這樣寫下去﹐恐怕將來人們談起施國英﹐也還是會誤用一個“二八”論來統領﹐象個標籤似的﹐那真是要讓人啼笑皆非了。我的感覺是﹐她在有意識地避開政治﹐尋找一個可以安全喧泄的出口﹐也就是救不了別人但可以救救自己。
所以,當我讀到翦牧史說﹕“‘二八論’深層的背景本質即在於施國英在不經意間脫口而出的是對一個絕世衰亡的民族的厭棄與背叛﹐一種用女人的本能直覺﹑身體感官的體驗（當然包括性體驗）對一個喪失了血性活力的民族的
宣判。”時（見[‘二八論’新解讀]大洋報4月11日）,注意到了文中的用詞﹐以及指出對如此解讀﹐“施國英有完全正當的理由”我想﹐只要是對“這樣地”表達“深層背景”沒有強烈的抵觸﹑不太在意的人﹐用它來辯解一些“驚世駭俗”的舉止﹑過於激烈卻流于簡單粗糙的言論﹐應該都是可以的。翦牧史機靈地在將施國英納入某種軌道﹐下文該有更嚴肅的文字出場。如果我沒有猜錯的話﹐施國英看了大概不會說什麼﹐因為這樣說﹐正好在某種意義上修補了她對寫作所作的某種限制或約束帶來的單一色彩——只要她願意接受這種補充。
每個人心裡都有一塊逐漸成長起來的堅硬的東西,它得來不易,是由自己催生出來的,自然會善待,即使時過境遷﹐也不會輕易地唾棄﹐只會或是增強﹐或是痲痺﹐或讓它暫時酣睡﹐即使逐漸被蠶食掉﹐心裡的眼睛也總是在看着的。
施國英選擇了對翦文直接了當地說出自己的聲音﹐似乎有點不太“精明”﹐然而這就是施國英﹐也正是人們讚賞她的地方。她說﹕“我非常認同牧史的下述觀點”（注﹕見前引文）﹐還說了同辛夷楣專訪時意思一致的這樣一段話﹕“有思想﹑有見地的人看問題就是能入木三分﹐一針見血。我曾經說過我在中國的時候﹐有一種生錯地方的感覺﹐那恰恰是因為我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糟粕﹑民族的劣根性﹑對極權統治有一種與生俱來的痛恨。我年少氣盛的時候﹐以為自己可以為改變中國做點什麼﹐然而當我意識到這是痴心妄想的時候﹐我選擇了逃離以拯救自己。”坦誠地告訴讀者﹕“其實﹐我這些年很少寫政論文章,而且儘量把二八論往文化層面上提昇而避口不談深層的政治情結,說到底還是一種逃避。”（[喜看“二八論”的新解讀]﹕大洋報4月18日）
“二八論”激起的波濤﹐難道不也是我們的一葉可以駕輕就熟的“逃避”之舟?當然,對此施國英並無責任,反倒是她會悟出點“對牛彈琴”的感受﹐無論是難以從心的“文化層面上”的提昇﹐還是實在源自“深層的政治情結”。”二八論”尤如方便麵裡的那一小包沖料,各人的口味都在裡面了。
人到了澳洲﹐還要極力避開﹐是否表明“絕不在極權統治下生活”這句話並不以地理疆界為邊界條件﹖而文人的選擇閃避﹐是否還能更深沉的“文學”上的考慮﹖
我傾向于少說一些所謂的“中西方文化碰撞”之類實質空動的言詞,也別指望國內的評論家能不用他們的眼睛解說我們的生活。海外中國的文化應該相對中國來說更純朴一些﹐因為這兒有着優良得多的文化環境﹐心靈是自由的﹐可以有為﹔透過澳大利亞去思考中國﹐那是你我無法擺脫的和中國永遠聯在一起的宿命﹐它如風隨人﹐如影相跟﹐無須枸筑起機巧殘缺的生存智慧去離間它。大多數人畢竟都有自己的政治觀點﹐可以或者應該在作品中自然流露出來。雖然這也只是一種人生選擇﹐或可以僅僅是一種文學選擇。
我相信,施國英,一個能如此清楚地解說自己的人﹐讀者是可以對她期待得更多的。我非常感興趣地等待着翦牧史的“下回分解”,自然還有相關者的回應﹐讀者可以指望讀到這些澳華文人在他們的生活之路上拾起什麼樣的人生價值。
《域外的歌》第二册：10/5/2002澳洲日報【澳洲華文作家園地】﹐大洋報<大洋廣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