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夏天，蔡楚生来到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与王为一联合导演反映南海渔民斗争生活的故事片《南海潮》。那时我在羊城晚报当文艺编辑、记者，去到珠影采访《南海潮》的拍摄情况，首次认识和采访蔡楚生。蔡楚生虽然是电影界的头面人物、一代宗师，但待人十分平和亲切，一点大艺术家的架子都没有，那时我只是个地方报纸的青年记者，但他与我交谈时非常谦虚客气，使我很快就放松起来，消除了拘束感。因而我不但向他采访了有关《南海潮》的拍摄情况和他的艺术创作构想，还谈到许多他从影的经历和电影界的珍闻趣事。
当时蔡楚生告诉我，中国电影资料馆正在整理和复制一批我国“五四”以来的优秀影片，其中有一部是由他导演、著名女演员阮玲玉主演的《新女性》，这部影片的拷贝和素材底片，正在从北京运往上海，整理加工后将向全国发行公映。我听后很感兴趣，请他详细谈一下有关情况。蔡楚生说：“我对这件事也很有兴趣，它勾起了我对二十七八年前有关这部影片的拍摄经过和演员阮玲玉的往事的回忆，不免感慨万端。”他又说，这部影片从故事蓝本中的人物（模特），到剧本中的主角，再到演主角的阮玲玉的遭遇，三者连成一体，都有着几乎相同的悲剧命运。接着，他就向我逐层地叙述起有关故事来。
30年代初期，蔡楚生在上海联华影业公司当编导，先后拍摄过《共赴国难》、《南国之春》、《都市的早晨》等影片，在这之前，某天晚上，他到田汉等人主办的南国剧社去看排戏，半夜回家的时候，在他住的“亭子间”门口，突然发现一个十多岁的穿着黑衣服、面容憔悴的女孩子。蔡楚生觉得很奇怪，不知道她是什么人，为什么会躲在这里？经过询问了解，才知道那女子名叫艾霞，原是北京的一个中学生，她出身于封建家庭，因为当时与表哥自由恋爱有了孩子，遭到家人的反对而出走，要过独立自由的生活，因为她很希望从事艺术活动，有人介绍她到上海来找蔡楚生。当时，蔡楚生见她年纪还小，便劝她还是回家去读书好，但她表示宁愿跳黄浦江也不回去。蔡楚生见她如此坚决，只好答应为她想想办法。最初介绍她到南国剧社参加戏剧活动，不久，她就当上了戏剧演员，后来也参加拍摄一些影片。艾霞为人聪明好学，颇有才华，除了演戏之外，还会写文章。但后来因为生活上经历了种种波折，既痛苦又不能摆脱，终因无法忍受而服毒自杀了。
蔡楚生当时对这一事件感触很大，觉得艾霞的人生经历具有社会意义，经常想到应该把此事编成电影，并指出她的自杀是错误的，用以教育广大妇女群众。但蔡楚生那时正在拍摄《渔光曲》，无法腾出时间来写作，便把这个故事和自己的意图告诉同在联华公司工作的孙师毅，商定由孙编剧，他当导演。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一个取名《新女性》的剧本便编出来了。
《新女性》的故事内容是这样的：一个名叫韦明的原在北京受着高等教育的女子，由于反对封建婚姻而背叛了家庭，偕同她的恋人出走，但自由结婚以后不久，她又被丈夫抛弃了，她感到家庭幸福的破灭，于是产生了女子应该独立自主生活的意识，毅然从第二个家庭中再度出走，把她所生的一个小女孩托养在她姐姐家中，只身从北京去到上海，在一所学校里当音乐教师，因为她有文学才能，会写小说，所以她又是一个女作家。
韦明工作的学校有一位校董是留美归来的王博士，她是个有财有势和专门玩弄女性的无耻之徒，由于他垂涎韦明，而诸般追求都遭到韦明拒绝，便怀恨在心，后来竟利用权势把韦明解聘，从经济上给她以威胁。恰在这时，韦明的姐夫去世，姐姐生活无着，带了她托养的女儿一起到上海来找她，接着，她的女儿又得了肺炎，需要一大笔钱才能医治。这样，一重重的经济负担压到韦明身上，她的好朋友都很穷，虽经多方奔走，但仍生借无门。这时候，卑鄙的王博士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脸孔要帮助韦明，但韦明识破了他的用心，又一次把她拒绝了。后来她的女儿越病越重，在走投无路的当儿，在邻居一个暗娼鸨母的怂恿下，她在痛苦和纷乱中要去当一次性奴隶。但出乎意料之外，韦明碰到的“主顾”，竟是她屡次拒绝接受他的“爱情”和“帮助”的王博士！这时，王博士尽情地对她进行了嘲讽和辱骂，并仍然企图玩弄她。韦明忍无可忍，最后在悲愤无极中，猛力掴了王博士的耳光，切齿披发地走了。
后来，韦明写的小说《恋爱的坟墓》出版了，出版商在报纸上大肆宣传。王博士获悉后，又从中捣鬼破坏，他串同一个黄色报纸的编辑，决定在报上写文章谩骂和侮辱韦明。那个黄色编辑也曾因引诱韦明不遂而怀恨，所以对打击韦明也分外热心。但这时，韦明因为自己的女儿夭折和受不起种种刺激而服毒自杀了；后来人们把她暂时救活，她的邻居、性格坚强的丝厂女工李阿英劝她勇敢地活下去，韦明所倾心的一个有进步倾向的男朋友也极力鼓励她，使她认识到这样一死毫无意义，从而激发了她再活下去的决心，她决定抛弃自杀的念头，重新投入生活和斗争。但最后，她还是因为中毒过度而无法挽救了。临死前，她频频喊出“我要活啊，我要活啊”的呼声！
影片就这样通过韦明一生的悲剧，反映了旧社会对一个知识妇女的压迫和凌辱，并塑造了一个30年代追求自由、倾向进步的女性的动人形象。但片中的韦明虽有进步倾向，可还比较动摇怯弱，因而不幸被牺牲了。真正的新女性则属于像刚毅勇敢的女工李阿英那样的人。
当时，《新女性》这部影片，从编剧、摄制到上映都有一些颇为曲折有趣的过程。比如蔡楚生与孙师毅的某些争执：蔡楚生觉得孙师毅的文学剧本写得很好，创造了一系列正反面人物的动人形象，主题歌《新女性歌》的歌词也写得很好（这首歌后来由聂耳谱曲）。但他觉得剧本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篇幅太长，若是小说，当然不成问题，但如果拍成电影，可能长达两万英尺，超过一部影片可能容纳的最大容量，而且将会枝节繁衍，主要的东西不够突出，所以必须进行一次大刀阔斧的提炼和压缩。二是戏的矛盾冲突不够尖锐，个别地方格调不够高，戏剧性也不够强烈，特别是表现在李阿英如何对付王博士，韦明如何对付黄色新闻记者，以及韦明在无耻的王博士的“付了钱”底下就屈服卖身了呢？还是在她清醒过来以后就猛力掴他，冲出那个人间地狱呢？在这个问题上，孙师毅为了揭露当时社会的可怕和黑暗，坚持要让韦明向王博士屈服，然后拿钱赶回家时，发现孩子的病已进入垂危状态，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表现得更深刻。蔡楚生则坚持不同意那样写法，说那样会伤害韦明这个人物的性格和品德，要改为当她在昏晕迷乱中，看到出现在她眼前的原来是那个魔鬼——王博士，就在悲愤万状中训斥了他，并猛力掴打了他，然后冲出那个人间地狱。三是作品作为文学来读很好，但“电影语言”还不够，必须通过更多的具体形象的描绘和动人的艺术细节来表现，来丰富。这些意见有的他们很快就取得一致的看法，有的则发生了尖锐的争论，陷于“胶着状态”。这使蔡楚生十分着急，因为按照计划，当时要在四五个月内全部拍成这部规模不小的影片，于是蔡楚生抱着“错了我负责”的十分苦恼焦灼的心情，带着孙师毅的剧本和意见，离开了上海，躲到杭州西湖去，经过十多天的日夜苦作，终于完成了修改剧本和写分镜头剧本的工作。到后来，孙、蔡两人的意见也渐渐一致了，最后影片就是根据那次修改稿拍成的。
《新女性》开拍前，蔡楚生物色了阮玲玉、郑君里等当时正在走红的一批演员担任片中的主要角色，其中饰演女主角韦明的阮玲玉，对这个戏非常重视，她虽然已是一个红星，之前已经拍过二十多部电影，但她仍下了很大的功夫去研读分镜头剧本，探讨如何创造好韦明这个角色，常常读至深夜仍在握卷苦思；在现实生活中，也尽量贴近角色，变得十分朴素，经常穿着一件淡蓝色的旗袍，脂粉不施，一点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的“明星”；在工作中她那严肃认真、全力以赴的态度，使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叹不已。所以，这部影片后来成为她在表演艺术上的代表作之一，不是偶然的事情。
这部影片的摄制时间非常紧迫，加上那时联华公司的设备比较简陋，摄制组的工作人员也很少，致使导演的工作十分吃力，蔡楚生的健康也受到损害，有时甚至要带病上场。如拍韦明住处的戏时，因镜头很多，他连续工作了十三个通宵，导致突然咯血，但摄制工作仍然没有停下来。
影片终于赶在1935年农历大年夜完成，并在上海金城大戏院上映。在献影式上，主要的创作人员都到场和观众见面。但是，这部影片的制作时间实在太紧了，临到上映时刻，有些片子还在洗印车间的滚筒上没有晾干。当开映前蔡楚生带着影片赶去金城戏院时，凑巧他雇的出租汽车又在中途抛锚，真是屋漏偏遭连夜雨，直急得他们“一佛出世，二佛登天”！使影片不得不延迟半小时放映。后来大家回忆起这事，苦笑之余，都觉得这简直是要命的活。
《新女性》的上映，在当时仿佛是投向黑暗社会的一颗炸弹，炸痛了那些有钱有势的大人先生们，尤其是炸痛了那些黄色报纸的编辑记者，因而他们看了影片以后，纷纷起来攻击编导和演员，“记者公会”还向制片公司提出“抗议”，并声称要骂到把蔡楚生等人轰出上海。联华公司的老板因为慑于“舆论”，竟然登报道歉。但进步的艺术工作者们却一直置之不理，照样走自己的路。然而，后来，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
现在，我们该回过头来谈到在《新女性》里扮演主角韦明的著名演员阮玲玉了。如果说影片中的人物韦明脱胎自演员艾霞的事迹，说韦明的遭遇有点像艾霞的遭遇，那么，在影片中饰演韦明的阮玲玉，她的一切则更有点像韦明了。
阮玲玉原籍广东，出身于工人家庭，父亲死后，母亲带着她在上海给人做佣工，并省吃俭用地供她读书到16岁。她母亲是在一个姓张的大户人家里做工的，这家有个少爷叫张达民，是典型的花花公子，当阮玲玉年纪还很小的时候，就被他占有了，阮玲玉因受不了这个坏蛋的凌辱，在他们同居期间，即曾企图自杀过两三次，都因及时被人发觉而救活了。后来阮玲玉因为喜欢演戏，考进明星影片公司当演员。由于她聪明伶俐，才智过人，过去跟着母亲又吃过苦，有过较广泛的生活体验，所以演起戏来，比一般演员都胜任愉快，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就拍了二十多部影片。
后来，阮玲玉由于厌恶张达民的为人，与之脱离了关系，实行独居，但张竟无耻地说阮“遗弃”了他，每月要阮给他100元作为“赡养费”！后来阮玲玉也多少受到享乐思想的侵蚀，加上别人的追求，便与以玩弄女性为乐的富有的茶商、华茶公司的经理唐某同居。但当阮玲玉逐渐与电影界的进步分子接近以后，便发觉她原来的生活没有意义，感到自己走入歧途，思想上不断倾向进步，但一时又未能摆脱旧的生活，所以非常苦闷。她就在这段时间拍了《新女性》。正当影片轰动一时，编导和她都被黄色记者攻击的时候，那个张达民又向法院起诉，说唐某霸占了他的“妻子”，企图向唐敲诈。黄色记者便乘机大肆造谣，把矛头指向阮玲玉，在当年的“三八”节前夕，许多报纸都用大字标题报道“阮玲玉与人通奸，3月8日将在上海受审”之类的“新闻”。阮玲玉忍受不了这种侮辱，无颜在千百人前受这种“公审”，在悲愤无极之余，就留下了声明她自己是无罪的，但“人言可畏，人言可畏”的遗书，于3月7日服毒，至3月8日，当广大妇女为争取自己的自由解放而纪念“三八”节的时候，一代艺人阮玲玉便成了旧社会的牺牲者，含恨长眠了！
阮玲玉在她短促的25年生命中，演过数十部电影，以自己的艺术天才，创造了各式各样不同阶层、不同性格、不同命运的妇女形象，而且演来细腻真实，能表现角色的内心世界，演什么像什么，不似当年很多演员的表演那样存在着许多虚假造作的痕迹，因而人们都说，阮玲玉的演技已达到她的许多同时代人所不及的高度。另一方面，她工作认真，待人热诚，善于与人合作，对任何人都没有“明星”架子，因而深为同行所尊敬和深得观众的爱戴。所以，当阮玲玉的死讯和死因一传出，广大群众无不感到惊骇、惋惜和愤慨，当她的灵柩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停放三日的时候，文化界的进步人士和对她有好感的观众都前往瞻仰遗容，使附近道路为之阻塞，许多人都在灵前痛哭失声。阮玲玉葬于上海的联义山庄时，唐某还想在她的墓前立上“唐门阮氏”之类的墓碑，但为激愤的观众所不容，众怒难犯，唐某卒之不敢立碑。直到解放以后，上海电影工作者联谊会才在她 的墓前立下了刻有“艺人阮玲玉之墓”字样的碑石。
关于电影《新女性》的摄制和演员阮玲玉的遭遇，过去都有过不少史料流传，但我在这里回忆的是出自电影名家、当事人和见证人蔡楚生的讲述，我觉得更加翔实可信，所以忆述出来，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