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要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有个问题，一直积压在我心里，存放了近三十年，现在拿出来想讨教世人。
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始，中国刚刚开放，各地电视台开始着手准备放映一些国外的影视作品。那时的中国，没有入世，对待西方世界神圣不可侵犯的知识产权，基本采取梁山好汉的行事风格.那段时期,边防部门在海上搜缴了一大堆来自台湾、香港的盗版光碟，于是省委宣传部就组织了几个人来专门审查这些片子，看看能不能挑一些有教育意义的碟子在电视台上放，我“有幸”成了这几个人当中之一——这并非是因为我有特别的能耐，而完完全全是被抓差，因为原先指定的人选是我们教研室主任邹恬教授，但他只坚持了十几天就干不下去了，于是他找到了我，说，老汪，你身体好，替替我吧。我一听，好事啊！试想，文革十年，什么外国作品也看不到，精神饥渴几近休克，现在能有这个机会大开洋荤，真是天上掉馅饼，想都没想我就应承下来。
“审查”盗版光碟的地点是靠近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可能是当时省出版发行部门的一栋小楼里，参加的人数七人，是单数，除了我一个算是南京大学的学者外，其余人全是官员,至于他们都是些什么“官”，见面时都介绍过，但我都记不得，唯一记住的是省妇联主任，原因是她总跟我吵。
审片的工作就是每天看影碟，观看时可以议论、探讨,每看完一部，七个人议一下，写个意见，然后投票表决，再签上自己姓名。时间是每天从早看到晚，中午有一个小时的午饭休息。因为是长期连续工作，环境安排的比较舒适，一人一张软沙发，还配备了一位服务员送茶水点心。即便如此，一天看下来，少则十余部，多则二、三十部，也着实让人眼冒金星、腰酸背疼，我这才明白何以邹恬教授要抓我做垫背的原因。
因为是搜缴的盗版，内容可说是五花八门，多数未经翻译，其中色情的居多，间有好莱坞大片。在我看过的几百部片子里，至今唯一记住的只有一部，叫做“Massacre（大屠杀）”，写的是希特勒杀害犹太人的事件。它之所以令我印象深刻，是因为影片在描述希特勒迫犹事件的过程时，我发现它们跟“文革”进程的惊人相似性，因而当时就深深震撼了我。当我看见一排排佩戴红臂章的纳粹分子高举纳粹红旗齐步前进时，我不禁脱口而出：“啊呀，跟‘文革’的红卫兵一模一样！”
我这句话刚出口，立刻引来了“马列主义老太”——妇联主任的不满，“怎么能拿‘文革’跟纳粹比？你说这话到底什么意思！”目光中带有高度革命的警惕性。
我也自知失误，连忙改口道，“是是，当然不是一回事，希特勒首先就反共……再说，红卫兵要挥动红宝书喊‘万寿无疆’，纳粹不……”
话没说完，屏幕上就出现了万人举臂高呼“嗨，希特勒！”的震天动地的口号声。
我说“我们红卫兵有打砸抢……”
话音未落，屏幕上立刻出现了“水晶之夜”，一群盖世太保冲进了犹太人的店铺，砸碎了玻璃橱窗，货物用品扔的满街皆是。
“我们‘文革’是要破‘四旧’的，要烧书……”我还在说。
似乎是要证实我的话似的，屏幕上立刻出现一堆堆的书籍被焚烧的镜头。
“我们的阶级敌人都要胸佩‘地富反坏’的标志……”
这时候屏幕上犹太人胸前都配上了六角星号。
这之后，我每讲‘文革’的一个特点，影片就像是为我的讲解预先做好了课件似的一一出现了相应的场面和镜头
“我们还要开批斗会……”
……
“我们还要给牛鬼蛇神剃阴阳头……”
……
“我们那时还发明了不少刑具……”
……
“不过我坚信，”最后我说，“两个完全在不同时间不同国度里发生的历史事件，肯定不会完全相同的。对了，我们还有一项，让地富反坏及其‘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下放农村，希特勒绝不会这么做……”
但我的估猜又落空了：影片中出现了一群群犹太人扶老携幼被盖世太保押送着到了农村……
再下面我无法开口了，因为马列主义老太已对我发起愤怒的反击，“什么意思？你什么意思？把毛主席跟希特勒相比！你这是立场反动！”她的责骂让我挺受委屈，因为我当时真的没有把毛主席他老人家跟希特勒拉到一起的想法，我只是觉得奇怪罢了，其他的并没想那么多。
影片结束后，评审组里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后马列主义老太一人对这部影片投了反对票，其余的有的弃权，有的跟我一样投了赞成票。
据说这部影片的光碟后来在省内干部中小范围地放映过，算得上是对我们那一段工作的肯定吧。
这件事过后，我在内心里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就是“文革”的确是纳粹希特勒反犹运动的翻版。但与此同时，我又产生了一个疑问,也就是我今天想向诸位请教的问题：它俩之间的这种拷贝关系难道是毛泽东有意从纳粹希特勒那儿取来的灵感，抑还是完全出于无心的历史巧合呢？如果说巧合，为什么两者一丝一毫都不走样？如果说是有意取经而为之，那么毛泽东的人格就有大问题了。
为了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后来也查了一些资料。准确的有两点，一是毛泽东在1966年6月10日“文革”开始时对胡志明的谈话，他说，“这次是大大小小可能要整倒几百人、几千人，特别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文艺界、大学、中学、小学。因为当时我们没有人，把国民党的教员都接受下来了。大、中、小学教员，办报的，唱戏的，写小说的，画画的，搞电影的，我们很少，把国民党的都包下来。这些人都钻到我们党内来了。”在另一处地方，他还提到地富反坏走资派“及其子女”都在打倒之列。这么一看，毛泽东当初发动“文化大革命”时，心中想要消灭的对象范围十分宽泛，粗粗估算至少几百万人，绝不是“几千人”可以涵盖的。第二点就是他在接见红卫兵代表宋彬彬时提出的“要武嘛”，的确是公开发出了“武斗”的号召。这完全是有意识的。应该说，这是“文革”进入法西斯化的公开标志。至于他这一手是否从希特勒那里学来的，因缺少明确的证据，还不能妄下结论。不过以毛泽东本人好读野史杂闻的习性以及只求结果不择手段的行事风格，也不能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之所以要重提这一切，是想提醒咱们族人，中华民族在二十世纪是有法西斯的历史和传统的：蒋介石搞过，毛泽东也搞过。如果不把法西斯的文化基因给彻底清除，什么时候没准儿就会死灰复燃。在这方面我们必须向德意志民族学习，他们全民族都犯过错误和罪孽，但他们敢于正视，勇于忏悔，坚决改正，因此当他们今天又出现“新纳粹”的时候，立刻遭到全民族的声讨和唾弃。反观中国，对待“文革”，虽然中国共产党早已做出了全面否定“文革”的历史决议，但至今除了一个在“文革”中饱受迫害的老人巴金作出公开的忏悔外，其余都像没事人一样，甚至那些当年双手沾满鲜血的打手，那些“文革”写作班子里的核心人物，在人证俱在的情况下，也全都活得有滋有味儿，逍遥自在。这就给我们的民族带来莫大的隐患。
“文革”虽然过去了三十年，但今天的中国，依然有为“文革”公开招魂的思想派别存在，甚至在澳洲的华文报刊上，依然能看到公开为“文革”辩护的文章，不久前发生的山西河北两地 “愤怒群众”烧毁“南方报系”报纸的事件，以及它的极左思潮的代表人物“三妈教授”的一系列言论，都一再提醒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不得不问:今天的中国有“新纳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