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忧郁与自恋--澳华新移民作家文本里两个基本母题巡视
作者:庄伟杰  发布日期:2013-05-03 02:00:00  浏览次数:29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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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澳洲华文文学格局的渐次形成,乃是一个特定族群的文化心理、或者说心灵史和命运意识的真实记录和精神镜像。澳华新移民作家们在实践、积累和传递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以母语,即把语言符号当作文化积累和传递的强大媒介和言说,使其符号化和物态化,展示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中。从澳华作家文本世界的表层结构深入到其文本深处的文化层面,透过忧郁与自恋这两个基本母题来考察澳华新移民作家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庶几可以窥见和检视澳华文学本体的文化特性。

关键词   澳华文学  新移民作家  忧郁  自恋
                         
       澳洲华文文学格局的渐次形成,乃是一个特定的族群文化心理、或者说心灵史和命运意识的真实记录和精神镜像。澳华新移民作家们在实践、积累和传递中,起到不容忽视的作用,它以母语,即把语言符号当作文化积累和传递的强大媒介和言说,使其符号化和物态化,展示在人们的审美视野中。
       在澳华新移民作家的文学文本里,蕴含和积淀着丰富的文化心理和情感内容,既与文学生产和接受的外在背景的变异有关,又与创作主体的内在心理和知识结构相互关联。一方面,因为作家们大多属于自身带有强烈的东方文化意识的海外移民,在人生的羁旅途中突然转弯,把自己移植于另一个空间,置身于澳洲多元文化的语境中,有一种不中不西的尴尬,但这种既成事实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其社会意识和审美意识也发生了嬗变;另一方面,澳华作家大多文化素质高,既对多元文化的认知精神进行认同和把握,或通过自我的超越性体现出文化自我更新的要求,又因主流文化的撞击带来了种种困惑和忧思。因此,透过作家们的文本(符号)世界,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在表达自身的生存状态和心理状态时最为集中的审美凝聚,即其母题与原型。
       探讨母题与原型的意义,将更有效地论证文学与文化的纽带关系;从澳华新移民作家的文本世界的表层结构深入到其文本深处的文化层面,进而把握作家的内在心理流程和情感特征的演绎轨迹,同时,尝试改变那种只囿于对单一作品的形式结构进行分析的制约,企冀宏观地考察澳华作家特定的文化心理和情感意绪,通过不同文本中的母题与原型如何相互整合统一的方法,庶几可以窥见和检视澳华文学本体的文化特性。我们不妨从忧郁与自恋这两个基本母题,来回眸巡视澳华新移民作家的文本世界。
        思绪禁不住回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大批中国留学生涌入澳洲后的艰难处境。那是一个所有的人都被置之于疯狂而又痛苦的特定历史阶段,如同一场充满辛酸苦辣的话剧。人生确是一种际遇,这种邀约不复存在。当季节和时间从我们的身边一闪而过,历史的碎屑散落满地,当风莫名其妙地吹干净化我们身上的秕榖,我们仿佛弥漫在一片苍茫的梦境中……
       信手打开由我当年创办主编的《满江红》杂志,读到怪圣的一篇杂文式评论:《时间,将作出抉择——从工党再胜看打官司与居留问题》,开头有一段文字,颇能说明当时这些流亡天涯、寄居在澳洲的中国留学生的心态和情形:
       其实,对于基廷与侯信哪个上台好呢?答案至今仍莫衷一是。就当地华人而言,工党获胜固然不错,但又非抱以太多的奢望;而对反对党的消费税政策和移民措施则大多不感兴趣。对于在澳的数万名广大中国留学生来说,却因为没有选举资格,只在久远而疲累的跋涉中,企盼着执政的一方能对大家的居留带来福音,则万事大吉,当三呼万岁。他们在寻找着、等待着,穿过蒙尘的空间,忍耐满目的苍黄,仍旧是那样地盼啊盼,“只盼着深山出太阳”,仍旧是那样地走啊走,愿走出一条通往居留的“金光大道”。清冷的风,轻轻吹过;心底的波,微微涌起。似乎是一种依依的诉说,诉说着他们跋涉的价值不再是南柯一梦。
       走到澳洲这片生长自由的土地,屈指一数,折折腾腾也有三、五年的时间了,对于人生,这意味着许多欢快与伤感,意味着许多新的回忆和怀恋;从霍克年代走进基廷年代,虽说依然徘徊在工党的政治圈子里,多多少少备受着一些庇护和青睐,但居留问题始终是一个未知数——也许会带来一次大转折,也许会似缓缓流动的河水,不知流向远方。[1]
       选择这段文字,可以让人感受到“非常年代”,一个特定族群那份特别的感慨和忧郁。这是一份多么沉重的创伤啊!对于那些以苦中作乐而呈现情感文本的写作者们,虽是一种自慰,一种精神寄托,也是一种语言锋芒被挤逼而弹奏的悲歌。走进那苦涩又窘迫的现实,再走进作者们的文本世界,那种因感伤、痛苦、孤独而凝成的忧郁,既是现实的,更是精神的。多数赴澳的留学生和新移民诗人作家,乃是这种忧郁的一个符号和典型。
       在澳华文坛中,反映这一母题的大多数出自留学生/新移民作家之手。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留学生当中曾经发生过多少悲欢离合、辛酸苦辣的故事。他们的种种遭遇,在世纪之交的任何社会群体中都是难以想象得到的。走进留学生文学的文本世界,一种怆然独行的痛苦和压抑以及身份焦灼的气息弥漫其间,让人从中窥见出这些被人戏称为“精神难民”的群体,在移植中走向一条不归路的过程所流露的那种痛苦而复杂的心理裂变、倾斜乃至迷失。金杏的小说《异域》[2]里的方祖原是一名国内颇具艺术才华的画家,天晓得来到澳洲只能沦落为干刷油漆的打工一族,但“好景不长”,他的“饭碗”最后还是被别人给抢走了,以至于生活拮据到无可奈何的困境。其妻已怀了数月的腹胎最终不得不打掉,这个难圆的“梦”,给予他的打击是致命的,从此,他便沉溺于赌马、打老虎机,甚至酗酒,忧郁的神情夺走了他往日在国内时那种才高气傲的精神状。现实并非是想象的那样美妙,强烈的反差使他固有的文化身份几乎丧失殆尽。当自我与世界之间形成了巨大的隔离,他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就像那句堪称留学生“经典”的呐喊:“出来不易,呆下去更难,回去更难”[3]在这样的语境中,发生的种种现实悲剧还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刘观德的《我的财富在澳洲》,堪称反映留澳中国学生生活最早的一部长篇。小说中描述了一个来自大陆的留学生在澳洲寻梦、即寻找财富的故事,这与他对理想的扩张投射与在现实中迷失是同步的。主人公名字叫罗伯特·牛,这个名字近乎反讽式的隐喻——“牛”吗?其实不牛。作者着力要写出一个外来拼取财富的却失落了文化之根的“澳洲客”,如何迷失于异域他乡。他为了圆自己的财富之梦,每天游走于四面八方,哪怕阴街暗角,千方百计寻工打工,去挣取那么可怜的一点钱,因为他是举债而走出国门的,要先考虑还债。在这种特定的境况下,没有什么比挣钱来得重要了,哪怕再苦再累也得硬撑,但他没有居留身份,即使想吃苦都没有机会。为了躲避移民局的搜索检查,他连寻工或打工都得躲躲闪闪,形同“土拨鼠”似的,其生存意义皆在知识(留学)之外和世俗之中,而他的目光,依然要投向喧哗不已的物欲之流。为了“财富”,被物化的自我总在忧郁中朝向此层面继续扩张。但是现实的重压却像秋风秋雨无情地抽煞着他这种强烈的挣钱欲。作者刻意在全书的每一章开头大量摘录当时传媒的报道、国会论争、小道消息,着意渲染来自主流社会的强势与压力,这种“势”与“力”与主人公因为贫困、对物的渴望成为努力奋取的原动力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这正是廿世纪末一代出国留学生的悲惨遭遇,也可理解为他们在异域的艰辛与人生和社会之间必然构成的一种状态,即希望与幻灭共在,拼搏与挣扎并存。
在弗洛伊德看来,文化是压制人的,“文化不仅压制了人的社会生存,还压制了人的生物生存;不仅压制了人的一般方面,还压制了人的本能结构”,所以人的历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4]而在萨特等人看来,“存在先于本质”,存在主义者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天生的,而是投入世界之后在人生的进程中形成的,它是由人的存在方式决定的,“人是自身行为的结果”,“人除了自身行为的结果什么都不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的存在方式就是人的本质。[5]而且人的本质是随着时间的变化不断变化的,且具有多种可能性也因人而异。但另一方面,这种选择又为存在所囿,人是无能为力的。当这种意识折射到具体文本中,所反映的往往是生命在历史与现代化进程中被卷入之后的痛苦与无奈;或者反映人类的生存方式和存在环境所带来的忧郁和窘迫;抑或是反映了人类生存环境、人性自身限制所造成的选择的自由要求和选择的无法自主之间的巨大冲突带来的困惑。这些无不渗透着浓重的忧郁。
正如有人以为自己的财富在澳洲一样,有人认为澳洲是“天堂”。有谁不向往天堂呢?更多的人都想走向天堂。但幻想毕竟是幻想,而图谋岂能实现?悉尼小说高手、新移民女作家林达(抗凝)在《最后的天堂》这部中篇里,题记便开宗明义:“澳洲是天堂,最后的天堂,天堂也不过如此。”它所暗示和折射的是一个大陆人去国离妻别子奔赴澳洲之后,在漂泊之中艰难谋生的故事。
       好比是从一条船跳进另一条船,从北温带跨入南温带,离乡背井,时空来了180度大转弯,对每位抵澳的中国留学生,在无形中带来了许多新的阵痛和隐忧,沧桑的日子总有一种摇摇晃晃、飘泊不定的感觉。我们无论从金杏的《异域》、林达的《最后的天堂》,还是刘观德的《财富》等文本中,都可以在现实生活中找到原型。当笔者阅读着作者所提供的文本时,思绪仿佛又倒流到那些忧思而难忘的日子,心头掠过了一丝对这个世界陌生的感觉,也在心底留下情感的巨大波痕。以挣回现实的利益也罢,以获取身份居留的权利也好,抑或对求职的欲望等等,事实上都源于实在的而迫切的物质生存需要。而其间所演绎的故事随时都有可能酿造出巨大的悲剧色彩。请看林达《最后的天堂》中的结尾吧:“许多年之后。我坐在南太洋一个海角,把手贴在湿漉漉的岩石上,我确信我的确已经人在天涯。至此,我弄懂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人类历史源远流长,只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时间,而没有惊天动地的故事。版图上那些历尽艰辛、耗费时日的迁移,无论距离长短,不过是逃生一种而已。各自逃生的手段五花八门,本领也因人而异,但结果却大同小异……”。[6]这种“彻头彻尾”的外乡人结构上的悲剧,也许是一种宿命吧。台湾作家柏杨先生曾戏称中华民族是“逃跑的民族”,是的,这“不过是逃生一种而已。”其实,人一辈子都在流浪之中,只不过是常常被人(自己)所忽略罢了。历史是一条置身于人类间的河流,人们往往不知自己来自何方,又不知该归属何方;于是,漂泊、流亡、流浪等词根就成了当代出国留学生和海外新移民的一种生命形式。或者说,由一种生活形态变成为一种人生形态。
       在《云断澳洲路》这部长篇里,新移民作家刘熙让极力地传递着一种信息:“这正是我们这些人的悲哀所在。什么是移民?美国人的字典上解释得好!移民就是把外乡看成比家乡还好的傻瓜!”尽管如此,但如果他们一旦经忍不住生活的重压,想要打道回府,一方面是两手空空无颜见江东父老,另一方面是会受到家人的极力反对。《我的财富在澳洲》有这样一段有趣的描写,当听说儿子想要回来时,“连我八十高龄的老母,也戴起老花眼镜颤颤抖抖一笔一划来凑热闹,呼着我的小名‘简直发了疯,单凭这一点就该在国外好好锻炼锻炼’”这些表明了:当作为具体的人的生活情趣全被某种可怜的“圆圈”捆住之后,漂泊孤寂本身就成为他们生命存在的投射。这到底是阴差阳错?还是鬼使神差?抑或是所有的一切都变成人的成长痕迹而抚之怅然却无处可寻?这便是当年居无定所、身份迷失的留学生们飘泊独行时留下的片片沧桑。而一旦跌入这个“怪圈”,就再也无法回到原来的自足世界中去,其生存仿佛被无边的空濛所替代,失落的自我在迷离中便成了宿命的结局。
       留学生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反映了一个时代的变迁和转型,也反映了来自不同文化的冲突。当他们把自己置于中西文化直接交锋碰撞的前沿,他们在一段时间内要承受彷徨、失落、游移和心理不适等因素的煎熬。为了改变自身的命运,为了那张外在的身份“符码”,他们付出了精神的心灵的乃至是肉体的沉重代价。可以说,他们漂泊的历程共同组合并链接成一部充满悲剧情调又不乏动人的人生连续剧。
       人在悉尼的张劲帆写于九十年代中期的中篇小说《初夜》,反映了中国大陆留学生为了在澳居留所遭受的来自身心方面的折磨和所付出的惨重代价,也可视作反映在情欲性爱方面中西文化冲突所带来的迷失和焦虑。女主人公白玫原是一位传统型中国女性,特别在意保持处女贞节,然而,为了有一种理由,一种很简单却又令人深思的理由,即她必须与具澳洲身份者有“同居”关系,然后将她从移民局扣留中心担保出来,如果说这也是一种“民主自由”的话,那么在其背后却有一段催人心酸的情节,为此,她只好“逼上梁山”献身于一个叫丹尼斯的白人。初夜,在女主人公的内心曾热切往过;初夜,在生命中只有那么一次。本来按理“初夜”应非常美好、温馨、洋溢热烈的青春气息。事实是,她十分悲惨,到头来她的“初夜”更令人“不可思议”,在作者笔下是如此描写的:
      “没有感情源泉的滋润,处女地始终是干涸的。经验十足的丹尼斯渐渐失去了耐心,气越喘越粗,朝她直刺过去……”
      “丹尼斯发泄完了他充沛的精力,坐起身,拧亮台灯,对着染红的床单瞅了一眼,然后像看一头怪物似地盯着她说:‘你都三十四岁了,还是处女?简直是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你到底是犯傻,还是天生性冷淡?你长得很漂亮,但是令我失望的是你完全不行……我真的很失望!’
…… ……
      “她放声痛哭,清水、泪水和着血水往下流……
      她洗了很久,仿佛要把她遭受的所有不幸和屈辱都洗掉。洗完澡后,她表情冷漠地穿上衣   服,进到睡房。丹尼斯已经把染着她血迹的床单扔在了地上,换过了另一张床单,悠然躺成一个‘大’字,奏着响亮的鼾声睡着了。
       白玫开始收拾随身行李。
       二十分钟后,她拎着行李出了门,走进茫茫的夜色中……”[7]
       这是一种生存的无奈还是痛苦的真实?是一种孤独的无援还是身份焦灼的凄祭?
说是天也有涯,地也有角。聚时团团簇拥,一散便也风飘水流。既然生命的过程便是流浪的过程,人在羁旅途中,总无法摆脱这种深沉的孤寂感。对于廿世纪八九十年代举债出国的中国留学生,在卧薪尝胆中捱日子,忧郁似是一种死结,也是一种活结;而流浪,顺其自然地流浪,已无从回避,也别无选择。
 
      廿世纪末的出国留学大潮已汹涌成百年留学生文学流程的第三次高潮,尽管有人认为至今尚没有产生达到这个时代汉语文学应有高度的杰作。然而,在一个没有或未能产生经典文学的时代,我们不必过分苛刻。每一次留学生文学潮的孕育和产生,自有不同的价值取向。面对这个宽泛的大问题,这里不想赘言,亦非三言两语能述尽,还是留给历史或后来者评述吧。
       出国到底为什么?每个人的理想不尽相同。对于世纪末这批出国留学(俗称“洋插队”)的人来说,出国意味着离开家园,去重新寻找自己的生存空间和归宿。有的人出国是为了镀金(拿一张好文凭),有的是为了能寻机定居国外,有的是为了趁年轻身强体壮多打工挣钱,有的则为了在新的国度里真切地体验生命,让人生走向更加理想的境界……
        这是特殊的一代,对于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点:出国决非像有人说的是为了寻找什么救国真理,自己都救不了,还扯谈什么救国呢?这是上世纪初叶中国许多革命家们的理想,是那个时代的召唤。出国亦非是完全为了镀金,一辈子都在读书累不累?这可能与现代人缺乏耐心有关。那么为了什么呢?出国更多的是为了能增长见识,开阔眼界,创造更多的财富,增加对自身生命的体验。说白一点,是为了能在物质上扬眉,又在精神上吐气(当然不排除拿“绿卡”或“发大财”)。有人却不无伤感、无奈地说:我们这些“洋插队”是得到了自由的天空,失去了坚实的大地。一句话,就像飘泊、无依的空中小鸟。
      对于这拔留学生,不管是自愿的、或者被迫的,与其说是为了现实的生存而迁徙,不如说是在为精神的生存而漂泊。因而,对于他们来说,自己的存在并非是偶然和无意义的,而是生命之链上的一环与历史长河中之一滴。无疑的,这种存在方式和所形成的心态无不时刻在影响和制约着他们的文学创作,并因此而导致了“自恋”情结的形成。
       “在留学生文学中最早出现‘自恋’的大概要数近代的《留东外史》了。在这本书里,作者津津乐道留日学生的花天酒地,几乎个个都是日本女人眼中的白马王子,当然个个也都成了采花大盗。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留学生大多来自盈实人家,生活宽裕,而日本尽管经过明治维新后国力有了强劲增加,但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依然比较低,因此《留东外史》的故事有其真实的背景。真实归真实,平江不肖生(按:作者名字)那种白相人的创作态度却是不可取的。”[8]世纪末争先恐后纷纷出国的留学生,他们本身的各种背景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自我等背景各有悬殊,颇为复杂。当然大多数人均来自于普通底层人家,真正能拥有特殊背景的毕竟有限。然而,他们所写的东西,九十年代曾在中国社会制造了不少热点,单《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可堪与“中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即“《渴望》冲击波”[9]相媲美。以此为契机,不仅此前出版的类似书籍再度引起关注,而且其所明确的文化消费需求,造成了相关题材的书籍不断出版,时有畅销,甚至风靡一时。诚如《曼哈顿的中国女人》的作者周励在自己的“代序”中以一种“激动人心”的语调写自己撰写这部自传的原初动机,给人的感觉是,她生活在豪华气派象征着黄金帝国的优越环境里,尽管举目无亲,也做过家庭保姆、端过盘子,但短短四年间就取得辉煌的成功,创业自家公司,经营上千万美元的进出口贸易,拥有自家寓所、轻松度假欧洲……所有这些,让人看到一个传奇式的“女超人”如何在异国“风光”。在这种自我炫耀的光圈辐射下,似乎这一时期的许多留学生皆染上“自恋”式忘形得意的模样。
       原悉尼《大世界》杂志主编武力的《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也跟着上了,似乎让人觉得这一代中国留学生真牛,不仅在国外扬眉(构造一种新的中国人形象),而且能在逆境中解放自我发现自身价值,还能娶到洋老婆。这其实是市场与传媒的合力共谋,发挥着“梦幻加工厂”的作用。《绿卡梦》的作者是居住在悉尼的女作家毕熙燕的一部长篇,尽管文本中也多少展示所谓“全景式精细长卷”来反映中国留学生争取居留的运动,并展示华人与洋人众多阶层的形形色色,然而,这部小说却极力渲染女主人公周易令人欣羡地成就她跨国种族性爱婚恋,当人们都在苦苦寻梦中挣扎拼搏并通过各种渠道争取居留时,周易(从名字析解似乎隐含周全、圆满又轻而易举)却轻易地圆了自己的梦,而且是一个“花好月圆”的“绿卡梦”,多么神、多么牛、多么迷人。她也算另类“女超人”,虽比不上《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周励那么辉煌,但起码的她既能得到爱情,又获得澳洲居住权,多幸运的一个女子。这种“完美”故事,与《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相互置,一个是中国“女超人”圆了身份之梦,一个是中国“男超人”娶个洋妻,皆梦想成真,双双欢喜。这是否是一种自我抚慰,这似乎是“作为一次新的创伤体验,被撕裂的那幅中国与世界的想象性图景必须得到修补;沮丧与无名焦虑中的公众,需要一份降低了高度与热度的画面以获得有效的抚慰,以再度确认全球化景观中的‘中国’形象与中国想象。”[10]
       在这一层面上看,《绿卡梦》、《娶个外国女人做太太》及其比这两部在中国更具市场效应的同类品已不仅在于展示国外的奇迹,更重要的是在于以有效的方式,在日常意识形态中,确认中国人在海外的逆境中发现自身的价值形象,这是当代最新的神话。对于国人,他们不再是普通的人了,而是颇富传奇色彩的人物。如何拥有“绿卡”,如何“娶洋妻”,如何在国外过着美好的新生活,这种自恋式的镜像不正是今日中国百姓所垂涎欲滴的吗?这些书籍“让读者和它们共同去完成并分享这种梦幻。……惟独难见作者的批判力,带有很强的历史虚妄的成分,这是一种文学的溃败。”“其原因除了作者群体美学修养不足之外,还有就是他们写出了我们这个民族在面临坚硬的现实时一方面不得不屈从现实,另一方面又渴求对个体生命形式(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完满的集体意识。”[11]
 
      以上对澳华作家的具体文本解说,从不同层面尽力体现出自身的体验性、感受性和想象性,很显然,这还远远未能概括澳华文学、尤其是新移民小说的全部实质。如果说,忧郁是一种怆然独行的痛苦与身份焦灼的凄祭,那么,自恋则是一种解放自我的痴望与生命背景的叩问。相对而言,阐释这些颇具代表性的文本,它所可能揭示的某些内在的规律性东西,似乎更具说服力。当然,由于种种因素使然,譬如澳华文学写作中传统与现代的分流与转换程度、作家的文化身份等问题可能制约了文本母题及变奏的诗学追求,等等。这些话题同样需要而且值得我们有的放矢地加以分析和探讨。
 
注释:
[1] 怪圣:《时间,将作出抉择——从工党再胜看打官司与居留问题》,澳洲:《满江红》杂志1993年第4期。
[2] 金杏:《异域》,《小说界》1993年第2期。
[3] 刘观德:《我的财富在澳洲》,上海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4] 马尔库塞:《爱欲与文明》,转引自丰林《补替中的缺失》。
[5] 杨剑:《存在主义的与审美之间的关系》,柳鸣九主编:《“存在”文学与文学中的“存在”》,第3页。
[6] 抗凝:《最后的天堂》,《花城》1998年第4期。
[7] 张劲帆:《初夜》,墨尔本:《原乡》1996年第一期。
[8][11] 李安东:《存在的迷失——论廿世纪末留学生文学》,《期望超越——第十一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暨第二届海内外潮人作家作品国际研讨会论文集》,花城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62-168页。
[9] 由王朔、郑万隆等策划,“中国第一部大型室内剧”(准肥皂剧)《渴望》在北京电视台播出,引起空前轰动效应,并被高层肯定。传媒称之为“《渴望》冲击波。”
[10] 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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