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初出茅廬
我踏進公務局的工程設計室，文字難以表達我當時的興奮。
“我是Boris Eckerle”一個黝黑的中年男士熱情的向我打招呼，他伸出右手和我握手，同時用左手撫摸著他的禿頭，從他那圓肥的身軀，我難以想像（後來才知道）他是乒乓球好手，“我將是你的上司，”他略帶口音，後來才瞭解到他是來自拉脫維亞。
Eckerle先生是一名3級工程師，是設計室的第二頭目。
“過來，我給你介紹我們部門的領導。”
他把我帶到設計室角落的一間小型辦公室，我見到了一位滿面鬍子的4級工程師 Shaldew先生，他也是來自歐洲，隨著他們兩人之後，我還跟其他同事們打了招呼，一共有大約十人，有工程師，畫圖員和文員，他們都很禮貌的歡迎了我。
我開始作為一名1級工程師工作，每年3650元的薪水，雖然現在聽起來頗微不足道，但對當時的我來說卻是很滿意的數字了，現在我可以給家人寄錢以作飲茶了！但一開始我便揮霍地買了一輛車——一輛售價600元的二手VW甲蟲。
“有車簡直太美妙了，”我寫信給家裏說，“就像擁有一張飛毯，可以帶我去到任何想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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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設計室被稱作“特別設計室”，是多個設計室之一，我們大部分工作是設計橋樑和水道，包括小型至中型的鋼架橋和預應力混凝土橋樑。作為一名初級工程師，我經常得為自己的設計劃圖，我很高興這樣的安排。我設計的工程之一是一坐位于Muswellbrook小鎮的小型鋼架橋，距離悉尼230公里遠。雖然我需要很多指導，但這個任務的成果給了我極大的滿足感。在我參加工作的第一年，我便開始了進一步的學習——在新南威爾士大學兼讀工程碩士，主修結構工程。工作單位也鼓勵我們繼續學習，取得更高學位，儘管這並不等於馬上提升或提高工資待遇。然而，我卻很喜歡自己的工作，並和同事們相處和睦，我猜想他們對我的表現也滿意吧。我的上司 Eckerle 先生是一個古怪及喜歡講笑的傢伙，他的辦公桌就位於我前面，在日間，他要打開自己的公事包好幾次，不論是要拿出一份文件，或是他的午餐，或是他最喜愛的Granny-Smith蘋果——他甚至可以連種子吃掉整個。當他做這些事的時候，偶爾會抽出一張很久以前的，已發黃及破爛的紙，上面潦草地寫有一些工程方程式。
“這就是我全部的知識啦！”他向著我輕輕，詭秘地咯咯笑著，搖晃著那張紙說。
儘管他的講笑並不怎麼高雅，總給那凝重的辦公室提供了些許輕鬆的氣氛。每次他講笑，旁邊的人都會笑，似乎是出於禮貌而不是欣賞他的幽默，一位女畫圖員Melissa（有人說大約二十年前她是一頂惹火的可人兒）會喊叫道，“噢！ Eckerle先生!”以此來表示她聼夠了。
總領導Shaldew看起來給了我上司Eckerle很大的空間，這意味著當我的工作受到檢核時，Eckerle是很好的屏障，“不可能的事——馬上給你做！神跡則需要更長的時間才出現啦！”當壓力難以忍受時，他會向正在發牢騷的Shaldew這樣說，Shaldew先生便咕嚕咕嚕的返回他的辦公室。每週五下午，當我們做完工作準備享受週末時，Eckerle會大聲喊叫出他那‘驚動性的公告’：“我們又靠近了一週啦！”，有時他會說：“我們又向火葬場靠近了一週啦！”，然後又是咯咯的笑，但這次沒人會理睬他。
雖然我到達悉尼港只是七年，但我已經對澳洲產生了深深的感情，我熱愛這裏的人樸素而誠實的性格，我喜歡這裏“公平對待”的精神，這些也成為了我的價值標準，在這裏我很有歸屬感。然而，內心深處，我仍然是一名中國人，具有強烈的中國人傳統及文化修養，尤其是在文學和家庭觀念方面，我接受和欣賞兩方面的特徵，並覺得兩者並不衝突。現在，我已充份準備在這片新大陸上去開創美好的未來。我比表叔幸運，移民部門很通融。雖然直到1973年澳洲才擺脫了白澳政策，但在Harold Holt當選為總理後政府的態度已開始放寬。在工作了幾個月後，我申請成為永久居民，1968年10月我成為了澳洲公民。
我在特別設計室工作了近兩年時間後，就被調動到供水調查室。在那裏，我們調查研究出供水給城鎮的最好方法，來源可以是河水或地底水。最終的報告會包括水源，品質改良（另一個部門進行水質測驗），可供應水量，預計需求和包括泵水、管道、儲存和泵水策略及供水模式等，在那裏我的上司是一名年青有為的叫做Sam Samra的3級工程師。
那個時候，在香港的政治動亂已經平息，爸爸的生意看起來又有點兒起色，晴妹已跟隨玲姊去了美國，在加州大學供讀社會服務科，佳弟進入了香港大學醫學系，我的小弟弟，德，在香港即將完成高中學業，正在考慮著前來澳洲。
1971年， 南非的Springbok欖球隊來澳洲進行了為期六週的巡迴比賽，來自全國的學生們舉行反對種族隔離的抗議活動，並且一些變成很激烈，一些學生衝破員警的警戒線跑到球場上擾亂比賽，扔火棒和煙霧彈。在昆士蘭州，政府宣佈進入緊急狀態。
“看看你們是如何對待原住民的，為什麼你們這些人不自掃門前雪？”南非政府的擁護者回答說，他們不知道那些年青的活動分子很歡迎此類反斥，這成為了他們後來推動改變澳洲政府態度的動力。在同年7月，反對黨工黨領袖韋林姆 (Whitlam) 訪問中國之旅震驚了世界。在那之後不久，美國總統尼克遜也訪問了中國。
一天，我在電腦室，正在通過螺旋紙帶輸入泵水的模擬數據，Sam Samra走了進來。
“我覺得你真可以申請這個專利權呀！”他笑著說，他是指我把電腦上面垂下的螺旋紙卷窩藏在另一個平放地面的螺旋紙卷上，以避免那垂下的紙卷到處滾走——那是那房間裏經常出現，令人討厭的事。
“你好，Sam，這沒什麼了不起的！”我笑著回答說。
“我有一個好消息告訴你，你已經晉升到第2級了。”
“真的？”
“是，真的，在我的極力推薦下，我覺得這是你應得的，你將要調去位於Manly Vale的水力實驗室工作了。”
“我什麼時候開始？”我當時的興奮甚至超出被公務局錄取那時：雖然被錄取時是生命中的新開始，升級則是意料之外的，且證明我的事業開始走上軌道了。從1晉升到2級幾乎是一件常規事情，但卻沒有一個具體時間表，一般情況下，1級内有6年級別，而我只做了三年半，那是一個迅速的晉升，但比我更迅速的也大不乏人。
“你一完成為我做的工作就可以開始。”
幾天之後，我在電梯裏遇到了 Eckerle 先生。
“我將馬上去Manly Vale了，”我告訴他，“我最終獲升上第2級啦。”
“恭賀你，” Eckerle握握我的手笑著說，“很好，Francis，”在笑容失去之前，他繼續說：“但是記住我的話，從此以後要再晉升可就更難了。”
“我明白的， Eckerle先生。”我對他說，我把他的話作為對我的鼓勵。
“我認為你並未明白，讓我再說一遍：從此以後晉升會更難了——對你來說。”
“為什麼？”
“唉！如果你真的想知道的話…” Eckerle眼中露出一絲真摯，幾乎親愛的閃光，他的語氣軟下來好像要向我道歉似的：
“…因為你是中國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