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我與SBS的緣(2)
(承上)… 我不知道我在SBS電臺的微薄貢獻，連同我的社區參與是否被提名澳洲日OAM勲銜的根據（規矩上提名人的身份和他們提供的資料是不公佈的），我於2004年澳洲日上得授予此勲銜，並形容我是“通過一系列媒體，文化和社會組織服務於華人社區”。
然而，真正的社區英雄並不一定是那些領得獎銜或官銜的人：在我家和辦公室的架子上放存著多個名片盒，是來自我多年來遇見過的人，有些已成為摯友，而一些可能在第一次見面之後再也沒有碰到過了；一些在默默地追求他們崇高的理想，他們的名字幾乎從不在傳媒界出現，更別提卓越成就人物名單了。這組別裏的一個是一名來自香港的叫Fan（范鎮榮）的人，我知道他除了正職之外還參與一些志願工作，在難民週我邀請他到播音室來談談難民及尋求庇護者的處境。
“我們能做到的並不多。” Fan謙虛地說，他經常使用‘我們’這個詞以表明還有其他人在並肩工作，“我們參加了協商會議，並盡可能提出建議，然而移民局或管理機構是否會接受就很難說了——他們往往有住自己的議程。”
“你們提出的是什麽問題？”我問道。
“嗯，最低限度，我們關心羈留中心的環境，一些尋求庇護者已在那裏呆了長達3至4年了，他們身心都受到創傷，更不知道還要等待多久——不知的狀態增加了心理壓力，這是一個人道問題。”
“所以，你正在要求羈留中心提供更好的條件，是嗎？”
“是的，” Fan回答說，“並且還有其他事情當局需要關注，如尋求庇護者被准進入社區的可能性、羈留時間的長度、羈留中心的人手問題、以及處理庇護申請的時間...”
“另一個問題是他們缺乏資訊，” Fan繼續說，“有意尋求庇護的人往往不知道他們需要在抵達澳洲後45天內提出書面申請，在不知情下他們可以失去這一機會；即使被押至羈留中心後他們仍可以通過合法程序尋求幫助，但往往他們不知道這些，尤其是如果他們不懂英語的話。”
“那我看像你那樣的人就可以幫到他們了，去探訪他們和提供信息？”我又探討他工作的其他領域。
Fan回答說，“有限制的，當一個人探訪羈留中心時，他需要指明要見誰，我是屬於Villlawood社區諮詢小組（Villawood有一個羈留中心）和華人移民福利會的。有時我得被括入訪問團裏，在其他情況下我們通常只能接觸處於困境的人，如企圖自殺或絕食等，幸運的是一些教會和福利團體也提供了非常良好的服務。”
“批評尋求庇護者的人宣稱他們很多並不是真正的難民，在你的經歷中有此類事情嗎？”
“我沒有這類的資料，可能有些人不是真正的，”Fan回答說，“但我覺得他們都應得到人道的對待，據說一些人因未能提供苦難或被迫害的充足證據而被拒絕，但尋求庇護者不一定能夠提供這些證據的：他們的文件可能在逃亡過程中失掉或被毀了，並且他們的家鄉當局可能不願意或不能提供資訊。我們並不干預評估過程，我們只希望政府能夠給予他們更多的理解和同情。”
Fan引述2001年10月的悲慘事件，事故中有353名船民在從印尼到澳洲途中淹沒，他呼籲澳洲政府對尋求庇護者表現出更積極的態度。
一些Fan提出的問題後來得到了政府的承認和加以解決。在我電臺的工作裏，我經常遇到像Fan這樣的人——投身於為不幸人士爭取權益的事業上而並沒有任何銜頭、地位或利益的動機。生命裏告訴我正是像他這樣的人而不是在權勢走廊裏爭取座位的人，改進社會。在60年代我從澳洲年青人身上發現的那同一精神改變了澳洲的路向。
大約那時，華人社區也發生了許多重大事件。1998年6月，在新州議會裏坐了十年的 何沈慧霞（Helen Sham-Ho）議員上了頭版新聞：她退出了自由黨[i]。之前她在競爭上議院主席一職時未能獲得黨内的支持，但不能肯定這是否她離黨的原因。她告訴議會說自己“現在意識到”自由黨“只是把她當為一個名義上的議員，”並說自由黨“利用我，誘騙我入黨…以得到更多的選票”。作為回應，她的國家黨聯盟的同事Duncan Gay議員指責Helen“以自由黨為跳板進入議會，在競選主席失敗後便背離黨，” 並且“現正在追求另一黨。”不久一名以在天安門事件後支持中國留學生馳名的 Peter Wong 醫生成立了團結黨，這黨的目的之一是反抗Pauline Hanson，而Pauline Hanson 的事件也提供了很方便的著力點。團結黨正奮鬦站穩腳跟，但好運很快便從一個意想不到的方向到來——Henry Tsang，當後者尋求更高的政治地位時。
那些年裏，我繼續向聽衆報導不僅華人社區，而且在更廣泛的社區裏發生的事，並經常邀請熱門人物做訪談。廣播工作為我提供了一個探索社區動態的平臺。宣傳有意義的項目，或追問那些不太明顯的計劃給了我莫大的滿足感：我邀請嘉賓到播音室，或拿著錄音機去採訪，或去報導社區活動，我的採訪主題涵蓋了社會、政治、文化、歷史、娛樂、醫療及其他領域。
我們的廣東話播音團組融洽、熱忱和富有創作能力。在管理方面，我們與社會團體、政府機構和興趣組織保持了良好關係，以使我們能夠及時報導他們的活動並確保事件發生時能夠最快趕赴現場。雖然我以前的工程學識似乎和廣播沒有什麼關係，然而工程師的鍛煉給了我組織和紀律：很早之前我已仔細分析過播音團組的運作，並辨認出工作上的基本組合，例如：新聞翻譯、主持節目、錄取通訊員報導、坐談或採訪、錄音編輯等。我把一週内的工作細節列出，並通過電腦表格程序，分配給組員們，使任務得到公平和有秩序的分擔。電腦也用以監控工作進展、輪值、節目表、臨時人員的鐘數和工資、假期紀錄、支出與預算、以及社區團體的聯絡資料等。此外，團組内設有周全的文件夾系統，以保存通信、已播節目表、廣播材料、已用及未用的社團消息等，方便於取用和參考。團組成員仍可以自由地發揮他們的才智和創造力，但他們都清楚和預知自己的角色。在其他類似我們的組織裏因時間和任務分配不均而爭吵是常見的事，但這等情況在我們的團組裏是絕無僅有的。
於此同時，SBS電臺繼續改進它的科技。唱盤、磁帶錄音機、甚至數碼錄音機都相繼被淘汰了，取而代之以電腦和其他先進設備。我們的12個播音室經歷了多次脫胎換骨，在2003年8月播音室進行了又一次改變之後，我們就開始了《開懷共暢談》電話綫空中環節，與社區和聽眾的互動得到進一步的加強和推動。
[i] 新州議會會議事錄 NSW Legislative Council Hansard; 01/07/1999 ‘The Honorable Helen Sham-Ho Liberal Party Membership Resigna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