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苦桃李》是由蒙纳殊大学的亚洲语言教授J·Bruce Jacobs和一位异常活跃的双语作家欧阳昱合作翻译的。对欧阳昱来说，《苦桃李》的翻译仅仅是他为新华人文学进入英语世界所作出的贡献的一小部分。他本人1955年生于湖北，在中国即受过较完备的英语文学教育并受到中国当代文坛变革的影响。区别于大部分以“留学”之名赴澳却不得不长年打工为生的同胞，欧阳昱在墨尔本的拉特罗布大学（La Trobe University）修得了澳大利亚文学博士学位，但没有在大学任教。凭借良好的双语能力，他几乎是不间断地把中文作品和英语作品做对向的翻译，在两种语言世界的文学交流中起了有力的枢纽作用。由他自1996年起主办的《原乡》文学杂志延续至今，发展为一本中文为主、有时中英混排的先锋风格读物。它和其他英文文学杂志一道，被写入了剑桥出版社《剑桥澳大利亚文学指南》2000年版。同时他本人的作品（主要是诗作）也获得了相当的成功，这种成功在英语文学界甚至比在汉语文学界更为突出。他的第一本英文诗集《墨尔本上空的月亮和其他诗》（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1995）由Papyrus出版社印行，通过似乎是不经意的口语、粗话和自发的节奏对英语的“文学性“进行了大胆的蹂躏；他的放肆粗砺、自嘲又嘲人的多变姿态，赋予了新华人文化身份的内在焦虑和精神心理的紊乱、崩溃以一种奇特的外观，引起了英语文学界的注意。但他的更具震动性的大型文本则是其后出现的一部约3000行的英文长诗《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Songs of the Last Chinese Poet,1997）。
这部长诗据称原计划被著名的企鹅出版社接受计划，后因企鹅诗歌类出版计划撤消，撤约赔款后才转由悉尼梅布尔·李主持的Wild Peony出版社接手，于1997年出版，1998年发行。在命题上，《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令人联想到佛兰西斯·福山的《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一个人》。根据福山的论著，西方所实现的社会理想和价值已成为全球认同的目标，在这方面已没有根本性的矛盾需要解决，因此人类趋于进步的历史已经或正在达到终结。欧阳昱的长诗则揭示了，正是西方对全球历史投射的“进步”影响构成了他诗中的主人公所属的一群中国人离弃家园、向西方移民的心理动因，也造成了他们身份的边缘化、人格的“碎片化”和持续的精神疾患，在这个宁静的社会中他们是“不死地生活在一种死亡中”（to be deathless while living a death）的多元文化点缀品，身外秀丽的异国风光也形同“荒原”。这个“中国诗人”的形象和新西兰的自杀诗人顾城的影子不时微妙地叠印在一起：顾城在死前杀死了妻子，欧阳昱的“中国诗人”则在走向死亡的途程中向“西方”扮了一个后现代风格的鬼脸——对那些如蝇逐臭、追新猎异的西方文化界代表，他发出了一句最后的嘶喊：“西——方——将——会——胜——出 ”（The West Will Win）！这3个W的句式（令人联想到World Wide Web）, 嘲讽了为其文化霸权的浅薄胜利而弹冠相庆的西方力量，同时有提示了这种霸权的不可抗拒，它既象是一句郑重而绝望的预言，又象是长歌当哭之后的黑色幽默的反讽。同时，他的“死亡”又是一个失去身份的象征：在经过不同社会和文化的无情撕裂之后，“中国诗人”不复存在，一种新的、无以名之的人和文学将在脱胎换骨般的“死亡”之后复生。因此他的“死亡”是一个悲剧意味和喜剧意味高度紧张地扭结在一起的、有关新华人文化身份结局（或毫无结局）的象征。
这部长诗因其激烈而浓缩的文化批判（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中国移民的自我批判）而在英语世界产生了很大震动。欧阳昱在无数的文学聚会场合朗读过长诗中的片段。英语书评指出，欧阳昱用强悍粗砺的风格传达了华人移民精神搏斗的生命呼息，贡献了“伟大、勇敢和精彩的作品”，[i]，这是生活在多元文化世界的“所有澳大利亚人都应该体验”的艺术。[ii]
部分是因其风格色彩的特异丰沛，部分是得其语言素养之便，欧阳昱的创作已在英语世界奠定其声誉，并引发了不少评论。一个任教于狄肯大学（Deaken University）、强烈关注华人文学的高级讲师温卡·奥门森（Wenche Ommundsen），在一篇题为《怯懦者免读——欧阳昱：愤怒的华人诗人》的专题评论中，肯定了欧阳昱诗作对澳大利亚多元文化主义问题的启示意义：多元文化主义不应停留在接纳移民并以此装点实质上仍存在严重问题的社会结构，它应该正视人们文化身份转变中的精神代价，并勇于承认人类心灵的独特性、创造力量和批判性价值。同时，她也敏锐地批评了欧阳昱诗作中大量采用的性象征包含着男权主义的话语。作为其“愤怒”的表征，它们与愤怒所指向的目标具有某种内在的一致，从而，欧阳昱陷于某种其未必察知的文化矛盾。[iii]
从《最后一个中国诗人的歌》结局的启示转回到我的考察：如果“中国诗人”们原有身份（包括其“华人”身份）可能消逝，一种无以名状的新身份可能诞生，它将是什么呢？对我所说的新华人文学和英语世界的关系又意味着什么？换句话说，如果新华人文学在英语世界的某种成功，反衬出仅仅用中文写作就无法摆脱边缘状态因而不具有自足、完整和稳定的性质的话，那么大面积主要以汉语为标志的新华人文学会否将面对自己的意义危机？事实上，新华人作者中已经有人选择了直接用英语写作的艰苦道路（尽管他们可能并不具备欧阳昱那样的英语素养），如吴建国（Wu jianguo）写出了半自传性的英文长篇小说《蜿蜒的小溪》（A Wriggling Stream），主要忆述经历过文革、上山下乡的一代人的故事；方向曙（Fang Xiangshu,）则基于自己从中国赴澳历程用英语写成长篇小说《东风，西风》（East Wind，West Wind）。如果说欧阳昱主要是以新华人的文化心理冲突的力度取得了成功，这些直接出自他们手笔的英语长篇，显然是以其纪实风格，即以其“言说着的主体”的经验“可信性”而部分满足了英语世界对“中国人究竟是怎么回事”的求知冲动，因而受到了相当的重视。另一方面，这也说明了新华人区别于传统华人移民的教育背景，能够为他们在一个充满挑战的境地争取表达的空间提供多么大的潜力。但是，迄今为止，走上这条路的人尚属少数。
谈到这一方面，桑烨（Sang Ye）也许是一个更重要也更罕见的现象。他可能是迄今为止我所说的“新华人”在澳大利亚英语世界中影响最为广泛的一个，桑烨作品的传播几乎完全由英语界包办，他本人已甚少和华人和华文界联系。从某种意义上看，他的成功有点象是张戎《鸿》的故事的澳大利亚版（当然这并不是指他们作品在具体内容和风格上有什么类似）。桑烨1955年生于北京，1986曾和张辛欣合作发表了大型纪实性系列作品《北京人》（次年出版的英文译本为《中国人生：关于当代中国的口述历史》（Chinese Lives: An Oral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a, 1997）。桑烨受到西方口述历史作家斯图德司·特凯尔（Studs Terkel）影响而形成的纪实式写作，使急于具体了解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和中国人基层真实生活细节的澳大利亚文学界深感兴趣。他很快获澳中委员会的邀请赴澳访问写作，并在走访堪培拉时认识了后来成为其妻子的Sue Trevaskes, 一个祖先有部分华人血统的第6代澳大利亚人，桑烨因此在日后和英语文学界的交往中获得了至为重要的帮助。他们曾回到中国生活了一段短时间，在1989年7月（即六四风波发生后）重返澳大利亚，此后便主要以昆士兰大学（University of Queensland）为工作基地。1994年，桑烨夫妇和作家、汉学家尼古拉斯·周思（Nicholas Jose）合作写成英文纪实作品《最后一行：骑单车穿行中国和澳大利亚的长征》（The Finish Line: A Long March by Bicycle through China and Australia，1994），其内容主要是记述他当年骑自行车沿中国的黄河流域以及在澳大利亚各地考察，与各阶层人士访谈，发掘平民“小历史”（相对于官方记述的“大历史”）的经过，这可以看作是桑烨的纪实创作从中国延伸到澳大利亚的新发展，这个作品把两国人民生活混合记载，在体例形式上构成了两国不同文化共存于一个世界空间存在的微妙张力；由于主要来自桑烨的素材着眼于平凡逼真的普通人，它也显示了跨越文化、政治疆界的人性关怀。
两年后，桑烨又在Linda Jaivin等英语文学界人士的协助下完成了一本纪实系列《龙来的这一年》（The year the Dragon Came，1996），由昆士兰大学出版社出版。它仍然以口述历史（直接记录被访人物的谈话）的方式，通过十多位滞留在澳的中国人的处境和命运，提供了一幅流散不定的冒险人生的长轴画卷：他们中有的是被迫卖淫还学债的绝望空心人，有的是在中国炒书号暴富后又到澳通过假结婚成为“华侨外商”的国际冒险家，有的上在打工生涯中见够了社会黑幕的愤世嫉俗者……一张张无耻或无奈的嘴脸，一个个变幻的场景组成了中国人如受伤巨龙般在历史大潮中夺路狂奔而又方向莫明、泥沙俱下的碎片拼图。它保持并发展了桑烨那种不顾颜面，直击血淋林的底层社会、对欲望人生刻写精微的文学风格，以一种发生在澳大利亚本土的题材揭示了全球化浪潮击打在芸芸众生中的命运印迹。这也再次印证了还在此书出现之前尼古拉斯·周思对桑烨写作的赞誉：它体现出一种“锐化了的敏感性”，使那些被“官式话语”所抹杀和否认的人和事得以发出了自己野性、民间性的音响和色彩。根据尼古拉斯·周思的转述，桑烨认为他从小所接触的中国历史作品缺少对真正的“人”的注视，尤其是凡人琐事。帝皇将相及其仆从占据了历史话语的前台，并美化了对历史的理解，而由其所造成的荒谬和疯狂却要百姓承受离乱凄迷、分合跌宕的无言之痛，严肃的写家面对这破碎的历史是无能为力的，除了一一记下严酷的实况，不论它多么令人难堪：“历史不允许每一件事都成为一首诗……用蘸血的笔书写的，只能是血。”[iv]从这种表白，我们可以发见当代中国文学思潮的波澜轨迹（如从伤痕文学的人道主义忧愤，发展到直观世态的新写实主义，或是后现代的非判断态度），如何被新华人文学“拖带”到海外场景中加以延伸变化。这一点也可以提示一个比较文学“影响研究”的新角度：海外华人文学写作观念和中国当代文学思潮之间如何牵连互动，而表现出异同。
[i] Helene Brophy's review on Ouyang Yu's 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 , AMBR ( Australian Multicultural Book Review), Apl. 1996, p.46
[ii] Lynette Kirby's review on Ouyang Yu's Moon over Melbourne and other Poems , ABR (Australian Book Review) Dec.1995 / Jan.1996, p.57
[iii] Wenche Ommundsen, Not for the Faint-Hearted, Meanjin Vol.57, No,3, 1998，pp.595-609
[iv] Nicholas Jose, Sang Ye: Curio Merchant in Chinese Whispers:, Wakefield Press, 1995, p.1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