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当代诗歌流变说起
置于时空错乱、意象密集、纷纷扰扰的当下诗坛，作为一个始终漂泊在路上的边缘人，笔者常常深感审美知觉疲惫不堪。当然这并非笔者患了“虚无症”，虚无意味着零，意味着空白混沌一片。尽管我们面对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耳闻目睹过“诗人之死”的悲剧性惨景，对触手可及的历史记忆既无从释然，对遥遥无际的未来图景又一片茫然，但是我们却不必也无须对诗歌抱以消亡或死亡的成见，因为，诗与诗人，正如人类生命一样，同样面临着许多令人困惑苦闷的问题；而生存恰是一种生命境遇，是一种个体存在的人生态度。
其实读者诸君一看题目便知本文的内容想说点什么，笔者却“煞有介事”地把诗歌纳入到“人生工程”之类中来，反映出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文朋诗友对当下诗坛和诗歌的某种关切的心态。当然这个（诗歌）工程应是一个“希望工程”，只是问题在于，诗歌长期以来积累的即便是积极的成果，也容易在诗歌审美规范定型或恪守中，派生出惯性与惰性。我们看到从20世纪80年代的诗歌到90年代直至进入新世纪，的确发生了一系列根本性的中断或转型，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局面。
无论是从个体化取代流派主义的宣言写作，还是由西化的主题与句式等转向中国的话语场；无论是从“pass北岛舒婷”至反主流、反审美的精神遁逸性写作，还是从“诗意乌托邦”转向“生存当下性”的趋向……一时间从第三代、第四代直达第五代、第六代不断地变换，着实令人目眩。
当我们恍然若梦地跨入新世纪铺开的路，回首20世纪末，尤其最后二十年不断演绎与嬗变的中国当代诗歌，无论所走过的里程多么不容易，诗歌却以自身历炼的过程和风貌作为特别的部分走进中国当代文学史，并汇入一个世纪的光荣与梦想之中。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诗歌作为一个特殊的系统而存在，似乎也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尊严和价值，尤其是全球化时代的悄然降临，无论对于整个社会，还是作为意识形态的诗歌，都将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信息的飞速传播，各种媒体掀起的超强负载，对于文化艺术尤其是诗歌的冲击堪称史无前例。加上商业大潮与世俗化的重压，诗性的世界变得月黑风高，诗歌仿佛承担着一种写作风险，或者说流落于边缘境地。我们发觉，新诗在完成其特定使命的流程中，由于其内在深度的丧失，那种写作的神圣感几乎荡然无存，诗歌仿佛被沦为一种取巧的世俗行为。更主要的是，一种稳定性的程式和森然的秩序随之出笼，以至造成如此滑稽而有趣、反常而奇特的事实：诗由转向裂变又重蹈到另一种占位式的怪圈中，并在商品大潮中各显神通。于是，在权力话语的隙缝中，在文化的真空状态里，诗变成了一种形式试验，变成与当下状态游离却又存在的另种别名。由是，本文力图捕捉并抓住那些反映在大脑皮层的最能博得读者一粲的信息，通过对当下诗坛各路不同写作取向的诗歌形态，以及各自如何操作诗的主张、动因、意识和表征作一番勾勒式的扫描，用一种近乎文化人类学的类聚特征作透视性的戏说。必须声明，下面的划分乃出于一种探讨或仅为取乐自己和读者，它并非科学的划分法。这种划分方法的最大问题是有可能会忽视诗人写作的内在动因及文本的符号意义乃至诗歌的美学意义。但愿不至于讨人厌嫌。是幸！
二、诗坛六种主要类型诗人透视
置身于令人眼花缭乱的当代诗坛，如上分析所述，应该说是呈现出多元化整合的审美态势和多样化展示的意识嬗变（尤其是廿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当然，诗坛的现状是乐是忧、是看好是看坏、是肯定是责难、是不断前进是停滞不前？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这非本文的动机，就不饶舌了。但就目前诗坛与诗人的面貌而言，我看基本上是由主要六种类型诗人构成的。
1．倡导主旋律而趋近意识形态的主流诗人
既然是主流诗人，那不妨先谈吧。谈起主流，思绪自然倒流到五、六十年代，即随着建国初期人民新生活和建设高潮的到来，诗歌扮演的以单纯性赞颂为使命而渐渐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文革后期，诗作者们的创作动机大多投身于革命斗争的热潮等重大题材的勃勃兴致中去，诗的政治化倾向和伦理道德对诗的规范、以及对世界诗歌大潮的有意识选择和排拒，明显的趋近于主流意识形态。那是狂热火红的年代，以感应时代风云的歌唱为主旋律，于是产生了郭小川、贺敬之式的代表性诗人，表现在诗歌创作上的是以把握宏大思想主义和偏重于理念互为联结的情感倾向。当然这有社会历史原因等因素的制约，不能归咎于某个诗人身上，况且那是特定的时代氛围
里的一种文化现象和必然产物。
大致说来，能有幸列于“主流诗人”的创作者们，庶几可以划入“革命诗人”之列，他们除了热爱领袖，忠于人民，精于高声吟咏之外，还信奉或抱定守株待兔式的好运降临，对革命充满必胜的信心。他们精心选取与社会舆论和现行政策有关的重要话题，不惜代价，几十年如一日，朝朝暮暮雷打不动，风吹不倒；信誓旦旦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正所谓：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如今诗坛依然固我者大有人在，他们一生跟着形势转，“全心全意”为人民。也许会有幸福之神的青睐，也许是无尽的等待和翘盼。悲哀的是，一场“文革”，许多主流诗人同样无法幸免，打入“牛棚”者比比皆是。
当下诗坛，倡导主旋律，精心打造重大主题的诗作者大多是那些熬过苦头、城府颇深的老一代作者，包括某些官员诗人，个别人把诗这种艺术当作捞取政治资本和道德形象的敲门砖，这类诗人思想保守，思维陈旧，不出手还可遮丑，一出手则陈词滥调、毫无生机，堪称“执着不悔派”。如果他们学会归隐，学会陶潜式“悠然见南山”的姿态，或者如毛泽东所谓的“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里可耕田”也罢。遗憾的是他们认准这块风水宝地，“伦敦”不起乐此不疲，既抢占了诗的不少空间，也因此败坏了读者的胃口，说严重点，是亵渎了诗神的纯洁和神圣。
我这样说并不是反对诗歌写政治题材。青菜萝卜，各有所好。新型的优秀的政治抒情诗同样是相当感人和富有生命力的。近的暂且搁下，说远点，曹操、毛泽东等居于统治地位的政治家，
即便是作为文学大家的鲁迅，皆写下感人至深、脍炙人口的政治抒情诗篇。同样，笔者也没有否定诗歌抒时代之情抒人民之情有啥不对，生活在时代和人民当中，能不带上其色彩吗？能不为之鼓与呼吗？然而，诗作为一种最语言的艺术，倘若整天反复搬弄诸如图解政策或高喊口号式的词句，诗的前景就不堪设想了。
文学应是社会意识形态之外的一种松散的系统，而不应是效忠上层建筑的驯服绵羊。诗人同样必须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御用文人、帮腔文人实际上已终结了自身的艺术生命。愈趋合于主流社会意识形态的诗歌愈被证实为非诗或伪诗。为什么郭沫若、臧克家、艾青这三大诗人建国之后所写的诗作愈来愈乏味呢？究其原在于他们不约而同地趋近于主流意识形态而失去了自我，过分强调诗的社会责任和时代使命。其实诗歌首先应对自己负责，对艺术负责，这是最起码的诗歌良知。过分夸大诗歌的“责任”和“使命”，往往适得其反。这是一个真诗人随时理应警醒的问题。时至今日，最可怕的是那种配合主流形势全民写地震诗的“热潮”，那是诗人的一种自我要求，还是诗人让个性屈从于大众的一种妥协或自觉的盲从？至于那种程式化与图像式的大呼小叫，空洞枯燥而无生命的老调重弹，恐怕会骚扰人的视听觉，干脆收场吧！如是，可能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损失，是诸公们的不幸，然而，却是作为纯净的缪斯诗神的福音，是中国诗坛之幸事！
诚然，时代和生活是多声部的交响组合，并非单一的高声部。只要诗人不是为某种意识形态张目，或为某种利益集团写作，不矫情、不隐讳、不虚伪，而是真诚地依照自己的内心，顺着自己的意绪，写出属于自己的心声，就是对诗歌艺术的尊重、对自己的尊重，也是对生活本身的尊重。我们需要的是代表个体的各种不同的心灵声音。可以说，好的诗歌应该是最个人的、最独特的、最意外的声音。最个人的声音意味着最人性的也是最人类的声音，最独特的声音就是最鲜明最特别的声音，最意外的声音就是最新奇最动人的声音。
2．强调独立批判性立场和资源共生的知识分子诗人
顾名思义，这是指以一种形而上的“知识型”即以知识者的姿态和精神出现的。他们认定诗人首先是一个知识分子，其次才是诗人；他们大多数人的手中肯定会有诸如一张比较令人欣羡的文凭，或在知识界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甚至是学者型，或者是从学院中走出来的；他们不仅掌握相对系统的知识结构和技术本领，且多数是多面手，具备一定的分析、鉴别、综合等能力，并希望通过细致而缜密的追寻探索，与社会生活保持相对的距离，以一种自省意识和批判态度切入生活，同时吸纳各种不同文化与精神资源来丰富汉语诗歌写作。
其实，之所以有这个“番号”出现，乃是发端于世纪之交中国诗坛上两种诗歌写作取向纷争的结果。与之唱对台戏的乃是“民间写作”（下谈），由于两种立场迥异，分庭抗礼，烽烟四起。依笔者看，这实际上是诗歌知识界内部的一种分野。试看那些摆在桌面上据理力争的双方诗人，哪一个不是知识分子出身，尽管双方的争论是从写作立场与姿态为出发点，但却易给人造成一种身份指认的嫌疑。倘若私下有人指着民间派某诗人的鼻子说：你根本不是一个知识分子。我想，这位诗人定然火冒三丈，暴跳如雷。我是说真话，你瞧，在有关他们的资历里、简介里、辞典里、著作里甚至名片上……，不都堂而皇之具上毕业于某某大学，或任职于某某（知识界）机构吗？这种资历档案除了说明身份外，不也体现作者的某种立场和姿态吗？他们本身是知识分子出身，却大反守护知识和技术，真叫人有点不可思议。生活的、日常的、学术的、社会的乃至科技的，等等，试问哪一种没有知识或常识，至于技术、技艺，不都是“艺”或“术”吗？因此，我说这场论争实际上是知识分子自己的事，但之所以论争，实际上消费主义时代的一种生存策略，表现出某种企图或者说是一种公共媒体中的炒作与包装。
闲话暂搁一边。既然知识分子写作通过这场论争已浮出水面，那么本文姑且称这些诗人为知识分子诗人。无疑地，深思熟虑后的有的放矢是他们的拿手好戏，这些诗人也许更注重享受写作（包括论争）本身和热衷知识以及独立批判精神这些比结果更快乐的过程，于是，诗歌的文本特征变成为一种更趋近于进入“智性”写作的空间。他们的诉说本身，或许会使这个后现代或后殖民时期获得一种语言的震撼力和经验的批判性。
如果换一词来解说，知识分子诗人应属于诗坛的“技术稳健派”。代表人物有西川、王家新、欧阳江河、臧棣、西渡、马永波、黄梵等人。
3．主张日常化和口语化写作的民间诗人
民间，这个词被遮蔽太久了，对于我们，既熟悉又陌生。在贫困的封建强权制度下，没有人愿提民间，一提似乎就上不了档次；如今慢慢富（世俗化）起来了，一些诗人们似乎患了“民间热”症候，也许唯有如此，方可给人造成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什么的。我想，此中真意，民间诗人们历史常常是这么打趣或风趣。
站在民间立场表明自己写作向度的诗人们，除了与知识分子写作针锋相对外，其实民间的另一对立面乃是主流，这是两种不同的权力话语。前者（民间）主张诗歌在内容上与现实生活、现实语境紧密相连，在形式上追求口语化与本土化，认为诗人应属异类，要关心大地、环境乃至日常生活；后者（主流）乃以延续五、六十年代的写作，排斥日常生活，热衷于写宏伟事件的题材，表现重大的主题即高唱主旋律。由是看来，民间诗人所强调的写作的“平民立场”和“口语化写作”，从文本特征和角度看无疑是对主流写作单一的高声调的一种颠覆。但民间写作在主张本土化的同时提出的关注日常生活，其实并不新奇，这在美国“嬉皮士”先驱金斯堡的后现代语境中早
就出笼，金斯堡极力主张“一切都可以入诗”，“诗语言应来自口语”，等等。难道这是一种不谋而合吗？可能吗？如果不是，而是搬用金斯堡的诗学主张，那么民间（写作）诗人们为何要反对对西方诗歌资源的借鉴呢？这似乎有点自欺欺人和自相矛盾。
以上只是就事论事，并无意涉及任何诗人。因为笔者对民间诗人在当下有勇气提倡“‘日常化写作’使诗歌重获活力，把诗歌从知识霸权中解放出来，回到坚实的大地。”（谢有顺语）的这种姿态深表赞许。谢有顺的这种眼光具有历史的洞穿力。试看，从杜甫到艾青，从惠特曼乃至叶赛宁，不都是充满着“大地意识”的大诗人吗？但愿这种宣言能使民间写作成为一种表述存在的最佳方式而充满生机和活力。
然而，如只为谋求生存之道，而忽略了诗更深层次的价值关怀，可能会加强自身的失落感。
如何脱离媚俗、摆脱庸俗的姿态，让写作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可能性，在浮躁的时代中保持一种朴素、宁静的思考和总体性的超越，这是民间化写作面临的重大挑战。
民间写作的诗人群当以于坚、韩东、伊沙等人为代表，当然还有许多大大小小散布于“民间”的、或能真正坚守在民间土壤的作者。能靠的尽管靠，就像投注股票一样，看准了就投放。牛市固然可喜，熊市也不要悲哀，留下来当个纪念仪式，若干岁月以后，打开当代新诗史，赫然读到自己的大名或与此有关的字眼什么的，也能唤起一丝甜蜜的回忆。
4．怂恿肉体化和媚俗化的“下半身”诗人
高科技的时代，连人类都可以克隆自身，专注下半身还有什么稀奇？亚当和夏娃最精彩的镜头不就是下半身吗？好在有那张树叶遮掩，这是上帝的杰作。
相对于知识分子的形而上写作取向，“下半身”的写作指向形而下，它的降临，是在“知识分子”与“民间”争风吃醋的纠结中袒胸露体的。这种始于肉体止于肉体、沉迷于性感、快感、肉感的写作本身，完全摒弃了“思”与“智”，无法纳入到文化轨道中并与之融为一体。如果只满足于浅尝辄止的肉体书写，放弃了必要的精神、理想、品位和格调，诗性的身体将导致艾滋病，最后便被埋葬在自己为自己挖掘的坟墓之中。况且，任何单一平面的书写范式，是很难经得住时间检验的。如果去掉灵存有肉，便是行尸走肉；如果缺乏深思而流于浅感，必然泛滥乏味。尽管人类的行为总是从自身的肉体出发去跟大千世界打交道，然而，从肉体到肉体的这种在场感，如前所说既会失去文化的穿透力，也会丧失诗歌艺术的真正魅力。笔者在《扔掉破旧无用的诗歌领带与裤子》一文中兼议“肉体化”诗歌写作时认为，这种肉体的大解放，恰好与物欲横流的世俗化时代有着不谋而合的天然互应和链接，以至于诗性的世界日渐变成一份萧瑟的记忆，成为一种现实扭曲下的身体动感，成为一种对身体语言的亲昵抚摸……如果说作为具体可感可见的肉体本身，是人类自身潜在的原动力（初始阶段），人们从肉体中可以为写作获取相对的话语资源的话，那么，当外在的那些可感可见可触可摸的有限的肉体器官资源一旦被榨取用尽，还有什么“快感”可言！换一种说法，下半身诗人是属“原始冲动派”。这类诗人多半是带着随意和冲动，好比在无聊之中哼唱恶作剧小调去激发起原始本能，纠结原欲、性欲和煽情等，以快感作为游戏方式直抵形而下的日常现场。他们各有各的套路，而且是一种绝对的自娱自乐。然而，这一惊世骇俗的诗歌行动及其引发的爆炸性效果，使其代表性诗人迅速成名却是不争的事实。
如果说存在就是合理，那么就要看肉体化诗歌写作是否具有可取性和承载力。笔者在想，要是诗人狡黠一点，把那些肉身、羞涩器官和生殖部位由自己收藏（收藏还有价值可言）在一边有多好呀。当然，有勇气在大众面前精神手淫也多少反映出存在的况味，你说这是人类的迷乱或狂欢？是缪斯诗神的疼痛或涅槃，还是汉语（文化）的无奈和光彩？公论自在人心。今天当我们回眸重新审视这些诗人的创作，我们发觉，下半身诗歌那种对个体欲望的肯定和对人的自由本性的追求或许有其合理和可取的一面。当然这种写作本身并不完美，甚至在一路狂奔中触犯了人们根深蒂固且沉积已久的文化心理和文化秩序，但其核心如果是对于身体的尊重和对个人主体性的张扬，那就另当别论了。
5．没有禁区又缺乏制约性和规范化的网络诗人
网络给人类带来了前所未有和翻天覆地的变化。毋庸置疑，随着网络的发展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新一代的诗人乐于与网共舞，于是乎，他们一进入诗歌网络的那一刻起便开始确立自己的“诗人”身份。哦，我的天！原来诗人这么容易当，诗这鬼灵精这么好玩！网络时代之前要成为一个诗人谈何容易？能发表一首诗作是何等的幸运呀，而网络诗人们（指一登场就以网络为载体的诗写者）却无须在茫然的探索路上风餐露宿和苦苦追求，而是直接借助高科技手段，为自己径直走向诗歌创造条件，只要你写的涂鸦式诗歌愿意发表，都能以最快的速度搬到互联网上，一夜间就成为一名“诗人”了，真是奇妙无比。这种不经编辑渠道进行检验而直接输送出去的“产品”，自然是良莠不齐，甚至次品多于成品。这在某种程度上扩展了人性和人际交往的层面，为作者们提供了自由公平的大舞台，而且在这里没有所谓的“门槛”。其实严格说来，这些诗歌产品算不上“发表”，好比工厂生产的产品或食品如未经严格的各种质量检验，即投放到市场中去，似乎有犯“行规”等，当然作为一种推销也许可行。准确地说这是一种交流、或在自我推销，犹如在没有电脑的时代，大家把那些未经发表的习作抄写本拿出来交交流寻寻乐吐吐气，既便于提高自身的诗艺，也能让人知道自己是“诗人”。应该说，网络确实拓展了一方让网络作者与网民诗爱者之间相互对话和感应的空间。
互联网的出现，预示着人类地球村的实现已成为可能。文学（诗歌）在网上的超文本、交互性与人性的对话已成为一种新的增长点，这已是可见的事实。网络给诗歌带来的革命才刚刚开始，今后的路还长着啦，要怎样走才能让诗歌真正有效地抵达网民的心灵驿站？或者应如何寻求最佳对策，开拓一种与现行的出版印刷机构相默契的渠道，真正体现出网络诗歌的文本价值？等等，这些问题都值得关注和探讨。
其实，网络类诗歌只是作为整个诗歌界在科技时代出现的一种现象，从技术操作角度观照，它借助的是电脑画面空间加上手的点击操作来传播，而出版类诗歌（姑且这样命名，有人称之为传统诗歌，我以为命名不确切不足取，含糊其词中故作现代先锋状）借助的是纸面文本载体加上手的书写操作来发行。它们各有千秋，但不可忽视或轻视的是，出版印刷的历史时代不但早已“成家立业”，而且将无限延长，其生命力依然相当旺盛，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当然，网络时代的到来为我们的世界和生活平添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兴奋点，迅速快捷，资源丰富，功德无量。这是一场狂飚式的革命性风暴，文学包括诗歌将从网络中获得新的推动力。任何时代的文学对语言潜力的挖掘是衡量一个时代文学成就的指标，这是长期已来形成的一种价值观。如果语言的神性丧失了，文学的诗性丧失了，优美的东西丧失了，人对语言的敏感也会丧失。网络时代因为游戏的空间自由度大而且没有任何禁区，受众的气氛颇为热闹，但泥沙俱下，缺乏良性的制约，也没有建立明确的规范，你登场来我也唱，唱或不唱看花样。何况网络的文字只能是画面性的，在未来的历史发展中，它可能像电影、电视、摄影等艺术门类一样独立门户而存在，却根本难以取代纸质文本。要让文学解体似乎是一种神话或梦呓，纸面文本时代与网络时代是两个不同又相互联系互补的世界。
因此对于网络诗人，不要过于乐观，也不必嗡嗡乱喊乱叫，多在网上生一些好蛋，不要生坏蛋和臭蛋，乃至不堪入目、以丑为美的“歪蛋”。因为你也许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诗人，但可以成为一个网络诗人，自写自编自导自演（像电影艺人一样，今后也会诞生一些新名词加以界定）自娱自乐，当然有网虫欣赏阅读就算没有白费劳动，但千万别简单地迎合这些时代宠（虫）儿们。
网络诗人的代表人物在哪里？恐怕还在受孕阶段中。
6．坚守寂寞且永远立于风中的边缘诗人
有一类诗人很特别很独到，他们既不投其怀抱于主流，也不愿将自己画地为牢而归于某个派系或类型，他们在宽阔的中间（记住非中庸）地带，从自己开始，从边缘出发，永远立于风中，走在永远的路上。他们刚中有柔，柔中带劲，刚柔并济，包容性大，弹性空间大。他们行走于意识权力话语与商品权力话语交织的领地，在商品的沉重挤压中依然坚守寂寞、宁静致远，对当下的生存忧思或困惑加以揭示，因此坚持诗歌的边缘化成为这些诗人的目标。无论是展示自己精神历险的新的表述空间，还是进入到带有中国社会当下生存状态的日常生活中，他们总是在不肯定和不断的否定中前进，并对汉语思想汉语写作和自我创造力加以呼唤，既有诗意的潜质也有倾诉的冲动。他们的写作指向说不上归入哪一类，而是力图表现别人没有表现过的情调，那是历史的、宇宙的、生命的、爱情的、生存的、死亡的等富有热度的个体歌唱。他们的诗不是做出来的，而是内心流出来的，那是诗人人格的投影，心灵历史的朴素表达。即使诸如超脱、快乐、疼痛、时间、幽默、失语、呓语等等，尽管先人都有过表述，但一经他们的感悟便烙上他们的个性色彩。起码的，这才是真正的诗歌本体存在的依据所在。
假如让笔者选择，笔者更倾向于此类诗人，因为无论从人生或文学的某种意义上追问，我依然在边缘地带流放或放逐。以宽容的姿态和开放的视角，我作为边缘人没有理由反对或否定任何一种类型的诗人。世间万物，各有各的活法。当然，能共谋共存共荣共享最为理想，何乐而不为之？况且在任何一种类型的诗人中不乏有人中龙虎、诗之骄子。我们应该感到庆幸，因为时代和生活的丰富为我们营造了如此丰富立体的多维格局。
曾记得，80年代之初即大学时代，本人有幸作为一名校园诗人在主持南方诗社工作和主编《南风》诗报时，有一次约请著名诗人蔡其矫为我们开讲座。之后我私下与蔡老交谈时请教他说：“蔡老，为何你年纪越来越大，写的诗（包括人的精神）却不减当年风采，而且越写越有味越精“一是不做官；二是热爱生命；三是不断否定自己。”（大意）蔡老言简意赅地做出回答。然后，他侃侃而谈，逐一阐释。不做官，其实是表明自己身处边缘的一种人生立场和姿态，做诗人与做官是两码事，当官了可能就写不出好诗（当然也有例外，前面列举过），想当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就不要去当官，当然这只是蔡老个人的经验之谈，因为他既了解自己又了解现状，故能把握好自己；热爱生命，包括热爱全人类，热爱所有他喜欢的女性、尤其是美人，而热爱自己尊重自己拥抱自己则是前提；不断否定自己，乃是说在肯定自己中否定，在不断否定中再肯定，这样才能不断更新自己、超越自己。
于是我想，诗人惟有坚守自己的心性，坚守边缘姿态，坚守个体写作，坚守更新自己的观念，在浮躁的时代和令人目不暇接的世界中葆有一颗博爱之心、静观自得和总体性超越，才能真正坚守现在并获得某种程度上的超越。
边缘诗人无疑是诸多类型诗人中最耐人寻味的。诗人们虽置身于边缘，却能取长补短，综合各种对自己有利的因素，来个优势互补，铸造自身。如果硬要套上一个什么的，他们应该属于“博采众长派”。大陆诗坛的牛汉、蔡其矫、郑敏、彭燕郊，宝岛的余光中、洛夫，还有杨炼、北岛等流散于海外的诗人，似乎可以归入边缘诗人。
三、并非尾声的结语
戏说评述了这么多诗歌之道，你是否也置身于其中，属于某一类型？当然你也许是或接近于其中的一种，也许是这六种主要类型之外的闲云野鹤，或者你的写作方式可能会随着时间和心境的不同而不同，总处于一种变化之中；或者你是一只脚踩在现行的纸面书写文本上，而另一只脚又踏进网络画面空间；或者你会说自己是先锋派、前卫派等更时髦的类型，并且指责笔者没有把先锋派列入其中，也太过保守了吧。记住，先锋前卫作为一种意识也罢，作为一种运动或思潮也好，笔者极为欣赏并向往之，只是在以上各类诗人中具有先锋意识或参与其中者大有人在，这里恕勿赘述了（当另文论述）。但不管怎样，从文学的终极意义上说，写作本质是一种特殊游戏（非普通的），一种表达言说的游戏。诚如海德格尔说的：作诗压根儿不是那种径直参与现实并改变现实的活动。诗宛若一个梦，而不是任何现实，是一种语词游戏，而不是什么严肃行为。你既已“身在此山中”，就等于为自己迎来了一份美好的希望和梦想，就当作是想为读者为社会献上一份爱心。当代文学（诗歌）的发展已逐步走向多样化、个人化、世俗化、日常化，形成了不同的作家（诗人）群体和读者群体。诗坛有多种类型诗人和多代诗人并存，我们应习惯于这样一种秩序和氛围，以一颗宁静的平常心待之，把诗歌写作当成是我们紧张而繁忙的生活中一种轻松自如的“游戏”方式。
行文至此，有必要申明一下，以上话题纯属戏说，如有对号入座者当自负。
开心地玩吧，诗人同胞！
